在我们窥探到实在界的痕迹时，只能是无能为力的，任何赞同或反对的态度都暗示了一种对其“凌驾”的企图。 ——前言 在其他十年前的恐怖片中，对“妈妈出现，骨灰盒碎裂”这一片段的处理一定会在镜头上设置一个对骨灰盒状态的callback，用以区分这一切究竟是存在于想象中的幻觉还是超自然力量真实地来过，而如今我们对于确认真实的渴望似乎已经消失，《盗梦空间》中陀螺是否倒下的意义也不复存在。 这暗示了“共同的世界”背后的普遍共识性进一步崩塌，我们并不在意事件的发生是否“真实”——因为这种真实暗含了一种“对存在于普遍秩序下客观性”的前提假设，如今我们更在意一个事件发生对于我们个人产生的意义，使得它成为一种心理真实。而作为失去客观性前提的后果，大家比以往更焦虑于自己是否精神失常，在这种焦虑下，人们开始呼唤一种“小秩序”下的确认。主角间超出正常交往范畴的亲密关系为这种确认提供了可能性，我们焦虑于在转述一个发生于自我身上的事件时，这一叙事无法被信任，这种焦虑感驱使我们将它记录为一卷录像带（当下我们创作私影像的意义也正在此），而在后电影时代这种“证据”依旧可以被推翻，于是这种焦虑驱动我们产生将他人吸纳入这卷录像带的冲动，“如果你不相信我，那我希望你可以亲身经历我所经历的事件”。因而司对敬太的的认同最终使得其成为敬太心里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小秩序认同的建构使得他们二人成为某种超个体的存在，这是对人与人之间边界的进一步僭越。但作为前提的是，在司和敬太家庭（父亲母亲弟弟形象的出现）的悖论叙事里，敬太选择了认同司的叙事，这不意味着他放弃执念选择回归现实，而代表他更希望获得司的认同而非来自家庭的。同时，最后敬太的身影从现代电影机跨越至DV机更佐证了这种焦虑感是来自导演本人的，敬太只是导演在这一叙事中的化身。 另外，在当下，将这种呈现电影中的电影拍摄命名为“元电影”的举动也被证实是无意义的。一方面，因为“客观真实”这一概念的消失，区分是电影内的电影内容，还是电影内容这一举动也是无意义的，它们变为平等（而不是平行）的真实，这意味着一种单线叙事的回归。另一方面，媒介在当今已经如此深入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避免媒介内事件对我们真实生活的影响，以及媒介内事件已然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边界的坚固性已被打破。当我们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用手机记录影像，在这种生活在电影里出现也已经没有强调或区分的必要，因为在这种情境下，所有的电影都是元电影。 311事件对日本的影响依旧持续着，巨大的死亡率使得死人的痕迹留存于活人生活中成为常规事件而非偶然事件，这种痕迹是日本电影如此频繁出现幽灵的原因。生和死的发生都是随机的，相比之下疾病车祸都成了一种更合理的状态，这种无因性构成我们对存在的持续拷问，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重，使得全日本所有活人都活在一种巨大的负罪感之下。311之后，所有的电影都构成对这一实在界事件的徒劳地合理化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