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针的女孩

原名《道格玛杀手》，取材于真实人物——丹麦连环杀手道格玛·奥弗比，她在1918年前后以保育员身份杀害了9至25名托付给她的非婚生婴儿。然而，导演马格努斯·范·霍恩对重述一部标准的杀手传记片毫无兴趣。他将叙事之针，尖锐地转向案件中的一位受害母亲，一名织女——她才是片名中那杆“针”的真正持有者，尽管那并非她的缝衣针，而是刺穿命运与道德底线的一枚暗刺。影片由此从一桩历史罪案，蜕变成一则属于被遗忘与被抛弃者的黑暗童话。它精准刻划了一战结束时哥本哈根的哥特面貌：大面积的失业与匮乏，被战争毁容的士兵只能戴着锡制面具在马戏团扮演怪物，堕胎被视为罪恶，怀孕女工被逐出工厂。在这个色彩、希望与生机被刻意抽离的黑白世界里，电影用恐怖片的手法，勾勒出无数没有未来、没有支持、亦无逃脱选择的女性困境。正如影评所揭示的，社会的冷酷才是制造悲剧的真正怪物，而个人绝望与天生邪恶的界线在此模糊难辨。正是在这片土壤中，被生活磨砺得冷酷、同样破碎却残存一丝扭曲温情的道格玛，对走投无路的织女构成了致命吸引。道格玛在片中化身为糖果店老板娘，以一间甜蜜店铺掩盖背街的收养业务。她那看似无私的援手，实则是将绝望商品化的冷酷计算。对织女而言，在铁板一块的礼教社会里，与爱着被战争撕裂的丈夫或懦弱的工厂少爷相比，倒不如与这个理解她痛苦的“魔鬼”共舞来得“轻松”。她一步步从寻求帮助的孕妇，沦为用乙醚麻痹自己、为其他弃婴哺乳的共犯，最终才惊觉自己已深陷邪恶的网罗。这不仅仅是一个杀手的故事，更是一则关于女性身体自主权与社会责任的政治寓言。电影的黑白影像并非单纯的风格选择，它营造出一种冥界般的、极具表现主义色彩的噩梦质感，迫使观众直视隐藏在文明面纱后的毁灭性真相：当一个社会系统性地抛弃弱者，暴行便会在绝望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织女手中的“针”，最终缝合的不是布料，而是那个时代给予女性的、无法挣脱的创伤与共谋的烙印。织女手中的“针”，实则是时代扎进女性命运的一根毒刺——它无法缝合任何伤口，只在每一次穿刺中，留下一串由无解的创伤与被迫的共谋组成的针脚。

达格玛·约翰娜·阿玛丽·奥弗比（丹麦语发音：[ˈtɑwmɑ ˈɒwɐˌpyˀ]；1887年4月23日-1929年5月6日）是一名丹麦连环杀手。在1913年至1920年的七年间，她谋杀了9至25名儿童，包括她自己的一个孩子。1921年3月3日，她在丹麦历史上最著名的审判之一中被判处死刑——这个案件改变了有关儿童保育的立法。后来她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 奥弗比是一名职业儿童保育员，负责照顾非婚生婴儿，却谋杀了托付给她照顾的婴儿。她通过勒死、溺死或在砖砌暖炉中烧死这些婴儿。尸体要么被火化，要么被埋葬，或藏在阁楼里。 由于其他案件证据不足，奥弗比最终被判定犯有九起谋杀案。她的律师以她自己在婴儿时期遭受虐待作为辩护理由，但这并未打动法官。她成为20世纪丹麦三名被判处死刑的女性之一，但她和其他两名女性一样获得了减刑。她于1929年5月6日在狱中去世，享年42岁。与她案件相关的记录保存在哥本哈根诺勒布罗的警察历史博物馆中。 丹麦作家凯伦·松德高·科尔斯特根据她的故事写了一部名为《造天使的人》的小说。哥本哈根的黑马剧院上演了一部名为《一个杀人犯/母亲的故事》（丹麦语中"杀人犯"为"Morder"，"母亲"为"moder"）的戏剧，该剧改编自她的生平。 奥弗比是2024年电影《持针女孩》中的一个角色，由特丽妮·迪霍姆饰演。在电影中，她是一个糖果店老板，暗地里宣称可以收费帮助婴儿被收养，但实际上在家庭将婴儿托付给她后就将其杀害。该片在2024年戛纳电影节首映。 女主的原型是结合举报人卡洛琳和奥弗比自身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女主的原型是同一个人。Dogmar在丹麦语中是白天或光荣的意思，并非英语里的教条(dogma)。

#ICA 电影的灵感来源于丹麦连环杀手Dagmar Overbye的真实事件，她在1915年至1920年期间以帮忙安排收养儿童为名谋杀了多名婴儿。电影的视角还是蛮不错的，以女主作为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事件的参与者呈现出的故事视角虽然相对全面，同时也表现了对于底层阶级面对现实的无奈。战争是隐藏在影片背后的故事，战争似乎造成了这一切，这个元素没有强有力的介入，但每一次丈夫的出现都在提醒观众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丹麦虽然保持中立但仍然面临经济困境，物资紧张导致物价飙升，失业率也在上升：尤其是女性，而且战争中男性大量死亡或伤残使得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女性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这也导致底层的女性会想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影片以黑白影像呈现，很好的表现出了营造出整体环境的阴冷氛围，但感觉灰色用的比较差，并没有利用其突显情绪，构图设计的还行，不过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大量其他作品的影子，不论是色彩运镜还是内容构图，《仆人》的那面镜子和《畸形人》的马戏团都格外明显，而且其中的表达也很相似。印象较深且比较喜欢的两个场景是三面镜子的使用和类似培根画作的角色脸部叠化处理。三面镜子出现在大量女性主义表达作品中，像杜拉斯编剧的《家庭教师》 ，早期杜拉克默片《微笑的布迪夫人》，梅雅黛伦的照片和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这种视觉都呈现出了同一种表达，那种面对困境时的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和多重自我的探讨的视觉展现，感觉这三面镜子不仅是一种视觉美学，而是对女性心理和社会身份的探讨。培根照片质感的肖像变化在我看来是类似的表达，呈现的是内心的创伤和生存的痛苦和焦虑。听觉上，前期中规中矩，大提琴小提琴对于氛围的营造感还可以，不过后期几次那种类似刺耳音效搭配下的剧情呈现出的现代感太强了，直接把我从这个故事中拉了出来。不喜欢，女主眉毛总一跳一跳得很出戏，几次跳剪都很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