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

《耶拉》《芭芭拉》均以女主角在动荡不定的车厢内的镜头展开，似在暗示她们有一颗驿动的心。 影片节奏舒缓，镜头非常克制，像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一样沉闷、压抑，凄清的风景、枯燥的工作，如影随形的秘密警察和线人，该死的生活！影片准确地传递出了时代的密码，出狱后从东柏林下放到乡村的女医生芭芭拉，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屡屡挫伤同事莱泽尔的好意，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另一番“好意”的表达：一直都在计划出逃的她不想有任何牵挂，也不想连累任何人。 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哪怕你来到了乡下。本来是公事公办的例行检查如此令人痛苦，“老大哥”的手指不仅要探察你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还要戴上手套深入你的体内。很难说这种对监视对象的莫大羞辱给检查人员带来了何等快感，也许他们只是不愿、也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难想象，在这种恐怖、高压的环境中，来自集中营的少女一句“我要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对芭芭拉心灵的震撼，两颗孤独、悲愤、向往自由的心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芭芭拉为少女朗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尽量延长她的住院时间，后者更是视其为保护神。莱泽尔推荐给芭芭拉的小说《乡村医生》充满寓意：女孩即将离世，最后的愿望是一尝爱情的甜蜜，又老又丑的乡村医生满足了未经人事的女孩，成为甜美爱情的替代物；而芭芭拉放弃唯一的出逃机会，何尝不是将一切美好的情感寄托在了少女身上？ 同样以东德时期为背景，《芭芭拉》从名气上来说不如《窃听风暴》，但艺术品质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2006年《窃听风暴》在欧洲获奖无数，并斩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好评如潮。人们对其情有独衷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电影，它颠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好的制度令坏人无法为恶，坏的制度让好人变成禽兽。斯塔西（东德国安部）档案联邦管理局信息部主管Förster评论《窃听风暴》：“魏斯乐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魏斯乐，没有一个人能独自做出这么多的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这正是《窃听风暴》最大的败笔：特工良心发现的过程过于简略，欠缺说服力。 对于想了解铁幕下人们的生活、心态的观众而言，《芭芭拉》显然是比《窃听风暴》更好的选择。《窃听风暴》摄制组跑到很多东德的机关大楼取景，惟独遭到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理由是该片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良心发现、雪中送炭只是传说，世界一片黑暗，善良的人也会变得麻木，成为暴力机器的一个齿轮，释放兽性以获得某种安全感：只要正常运转，齿轮是不会被淘汰的。 《窃听风暴》虚假的温情令人恶心，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刻意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和美化的态度，对观众真切地认识那段可怕的历史会产生误导。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窃听风暴》显然太过矫情和幼稚。 倒不是说非要把东德特工都描绘成魔鬼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任何人的任何重大转变，必定有着重大的原因，不是窃听一首诗歌或几场他人的谈话就能搞定的。艺术家必须提供足够的线索，让人物观念的变化形成内在的合理的逻辑，这是尊重观众的最起码的创作态度。相形之下，《芭芭拉》对特工的处理就较为令人信服。 影片一开场，老特工就讽刺芭芭拉“不会早一秒钟上班”；做身体检查时，对芭芭拉的哀求无动于衷；只有在妻子弥留之际，他才真情流露，对医生和前来看望的亲友充满感激，证明自己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蓝色的血液。但是，他不可能因此就洗心革面，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莱泽尔和芭芭拉的感情发展也自然、可信，前者的善良一点一滴地融化了芭芭拉那颗拒绝融化的心。线人密布、人情易老，将千金难买的出逃机会让给少女，不只是责任、同情和怜悯，也含有对莱泽尔的眷念，芭芭拉的行为逻辑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无论多么严酷的境遇，也无法彻底摧毁人性的善良，而现实越冷酷无情，向往自由的心就越加强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至少有37名东德边防军人在越境时遭到射杀。一座监狱，如果连其看守都要不惜一切代价逃离，它的末日还会远吗？(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