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乎正常的家庭

瑞典6集短片，《一个近乎正常的家庭》，改编自瑞典畅销小说《谎言之家》，看名字就容易引发偏见与歧义。将社会事件回归家庭问题，需要阐明的是：原生家庭的不完美，不是孩子的原罪。19岁少女（斯黛拉）迷恋34岁男子，被控因爱生恨持刀杀人。牧师父亲出庭作伪证，律师母亲知法犯法：请情人为罪女辩护、私闯检察官办公室偷拍卷宗、销毁证据干扰司法程序……女孩最终疑罪从无。法律程序，只讲证据，不谈三观。案件的真相没有悬疑，斯黛拉就是真凶。但在社会的保护机制、法律的程序框架下，回归原生家庭，深入剖析一个少女初入社会犯的错与罪，剧本最终完成了对一个迷途少女的救赎、对一个三口之家的修复。法律存在漏洞，父母的爱也存在盲区。罪与罚，自有律法边界。但是面对子女的过错，父母之爱可能既无底线也不讲原则，甚至会尝试反常的探索、突破隐晦的边界。剧中的父母在女儿被捕之后，竭力表达爱、愧疚与责任，全力给予孩子正面的支撑，让家庭成为真正的避风港。

小家庭展现大的社会面。清冷的北欧色调，不仅深化了悬疑的味道，更能激发观众的冷静思考。比如，牧师父亲和律师母亲组成的高知家庭，独生女不上大学，19岁就成为一名普通的服务员，父母仍然相信她会拥有非常美好的人生。家庭的宽容度映射出社会的包容性。

没有学历卷态，没有职业歧视。在故事发生地的语境中，这只是最不值一提的常态。还有相对成熟的女性保护、青少年保护体系，以及青少年涉案问题的心理呵护与创伤修复，包括探讨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子女、预防青少年犯罪、保护弱势群体，怎样面对感情破裂、修复亲密关系……等等这些，才是剧情的人文内核。如果说，嫌犯家属对于检方破案的干扰，出于父母保护孩子的人之常情。那么，心理专家对司法程序的干预，则投递着社会对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即便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弱势群体仍然面临一些普遍的困境。比如，律师妈妈曾经反对为遭受性侵的女儿报警，因为证据不足、流言蜚语、二次伤害等种种在此类案件中不利于女孩的因素，父亲也选择了妥协。为此，女孩开始有了心结，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长期耿耿于怀。但是，剧情更在于强调：你在青少年时期犯的很多错误，通常都不是你自己的错。通过少女的种种过错，回归家庭本身、回溯问题本源，教我们思考应该如何教育和保护孩子、怎样成为合格的父母、怎么塑造一个基本正常的家庭。

年轻不懂爱情牧师父亲工作繁忙，律师母亲出轨同行，还有酗酒的嗜好。性侵事件后，心理的隔阂妨碍了正当的家庭沟通。父母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但是他们不健康的婚姻，很难教会斯黛拉真正读懂爱情。原本就是青春懵懂时期，感受到异性的吸引，就容易以为这是爱情。第一次做了不正确的事，男女双方都有错，错在他们心智不那么健全、认知不太正确。青少年是一个犯错应该被宽恕原谅、需要被引导教育的群体。剧情铺陈的是：作为家长，应当承担孩子犯下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

弱者不懂拒绝因为被吸引，斯黛拉就会主动靠近男生。她的一些列行为被我们的观众推上道德的高地，被批判、被否定、被质疑。但这也是懵懂少女的单纯天性与人之常情。原本就受过伤害、遭受父母的批判与否定。斯黛拉的心智并没有伴随年龄的增长而强大。脆弱的盲区在迷恋的情绪里被放大，她更加不懂得拒绝，比如男方提出拍摄不雅照。她不懂爱情，不懂拒绝，择偶的运气和眼光也都不算好。女孩唯唯诺诺的样子，即便表现出了不愿意，在旁观者眼里，那就是顺从，如她15岁那年一样。她内心的不愿意，在法律的审判体系，毫无反抗痕迹。

觉醒但反应过激面对克里斯前女友好心劝分，直指男方的种种恶行，斯黛拉起初还是情绪上头，反认对方是因嫉妒恶意抹黑。直到亲眼看到克里斯性侵表姐，持刀威胁表姐。她才体现出勇气和判断力，用防狼喷雾和手电筒攻击了克里斯，救护表姐。少女的内心，具备正义与善良。克里斯持刀追击，意外摔倒。斯黛拉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捡起凶器对他连扎5刀。发生这种超越防卫本能的过激行为，表姐替她藏起了作案工具，为她保守秘密，同样突破了法律的边界。

父母以爱之名 逆流而行“我们都对不起斯黛拉，这可能毁了她原本美好的一生。”女儿被控谋杀，遭检方逮捕，父母抱头痛哭。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决定全力弥补，帮斯黛拉洗脱嫌疑。在没有时间串供的情况下，感情破裂的父母体现出感人的默契。律师母亲伺机销毁证物，牧师父亲撒谎作伪证。两人分别利用职务之便，违背职业初衷，不同程度地干扰司法程序。他们在法律的漏洞面前，摸黑逆流而行，彼此心照不宣。与此同时，母亲主动结束婚外情，原本提出离婚的丈夫选择了原谅。夫妻感情重归于好。夫妻成为彼此的支撑，父母成为孩子的守护神，家庭成为少女的避风港。这才是回归原生家庭的本来意义。

成年人就要承担负责前面说，年少无知犯的错，通常都不是青少年自己的错。但是，成年人犯错，却要付出家庭破裂的代价，比如斯黛拉的父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本案死者克里斯。事发后，斯黛拉的父母硬核执行爱护女儿的职责。克里斯作为年长斯黛拉15岁的成年男子，不论是走进恋情还是婚姻，都应该更加懂得责任所在。包括对女孩用药、拍摄不雅照片、性侵并持刀威胁斯黛拉的表姐、对前任施暴……等种种作为，他都应该自行担责。编剧直接把他写死了，好像很多人对此都没意见的。

盖棺不必定论案件终审，但是盖棺不必定论。目睹克里斯的恶劣面目，诚然，很多观众认为他死有余辜。受害者无需完美，施暴者就是有罪。因为没有偏见与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法律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有力武器。男性观众看完这部短剧，可能观感体验不太好。这也侧面说明，一个文明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对于女性等弱势群体更包容、更友好吧。本案发生地，司法程序中，对于青少年嫌疑人的尊重与保护体系相当成熟。相信这种相当充分的人文关怀，通过屏幕传递进了每个观众的心里。“非自愿性瘫痪”，不意味着不愿反抗，如果律师母亲提供的专业支撑有力帮助女儿免除牢狱之灾，那么心理学家提供的专业支撑，则真正将女孩解救于精神的牢笼。不要让15岁的错误困住你19岁的脚步，希望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平安顺遂地长大，获得心智与年龄基本相匹配的认知与成熟、能力和担当。斯黛拉疑罪从无、当庭释放，但我们深知没有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律师和牧师，利用强大的人脉资源、职业背景、专业知识干扰司法程序，探索法律的漏洞，在知法犯法的过程中，在恐惧、慌张、局促不安的状态下，依旧胆大心细，两人都有有专业的知识支撑、更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之抗衡。对孩子一致的爱与责任，化解了夫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剧情推动夫妻重归于好的契机，松绑了传统家庭观里“为了孩子不离婚”的道德枷锁，更具教化意义。

律师和牧师，在公允的价值观面前，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共同捍卫小家庭的利益、保护孩子的安全。个人意志不能凌驾于司法至上。但是，父母之爱可以突破伦理纲常的教义、打破法律的边界。在现代庭审制度里，我们也有很多律师利用专业的知识钻研法律的漏洞、时常为有罪之人辩白。因此能说：他们不尊重、不敬畏法律吗？有些道理不是非黑即白。斯黛拉的父母是普通家庭的顶配，父母全力营救她的作为，也让原生家庭的意义得到回归。不论外界的纷争如何，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母女关系、父女关系都得到了修复，少女也获得救赎。作为一个被全力拯救的孩子，真正长大成人。我们被教育学法懂法知法守法，对于这个《谎言之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最好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审判这一家……我们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他们甚至不讲法。盖棺不能定论。这些不能化解的争议，却可以转化很多不同的思考。即便争议支离破碎，但有时候，允许争议、包容争议，或许可以拼凑出价值观不同但却相对完整的、思想包容文明进步的社会。

一个近乎正常的家庭，每个人都在执行一些反常的动作。因为，此前一些看似正常的行为，引发了极其非常的后果。想到《毒舌律师》说的common sense（人之常情），虽然这是两种语境。关于女性成长、青少年保护、男女关系、家庭关系、子女教育、道德与法律……剧情引发的讨论空间、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才是文艺作品具备更加深远的意义。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喜欢这个故事、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如果很多观众看完都骂“毁三观”，我勉强搬出“荒诞大神”阿尔贝·加缪出面挡枪————————《一个近乎正常的家庭》，故事的发生地瑞典，曾为“荒诞哲学”代表人阿尔贝·加缪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这是加缪对于“荒诞哲学”的表述与见解。“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在普世的价值观里，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大义灭亲”，如果忠孝难两全，我们要大公无私。一位拥有众多读者粉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却因为将“母亲”与“正义”对比而饱受质疑。他后来补充的解释是——“当一个人的家庭处于死之危殆，他会希望把一种更强烈的宽容和正直感注入家庭之中。人在致命的危险之下，会产生与家庭团结一致的感觉，希望他的家庭至少能幸免于难。”加缪还说，正义产生于爱。爱是真正的奢侈品。即便加缪生于贫穷与战争。幼年丧父，在困苦的环境中，聋哑人母亲仍然为他提供美好的童年生活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他是贫瘠土地里成长起来的精神贵族，“家庭给予的爱与教诲，足以受用一生，贫穷激发了我的才华、激励我创作。”他以笔为戈，对抗所处时代的战争与罪恶。只是，这个从殖民地走进法国上流文艺圈的“笔杆子”，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请愿书上签字。与其被迫沦为“夹心饼干”，他主动选择成为《局外人》，不论《反与正》。面对宏大的时代议题与历史图景，回归家庭与母亲。很多名流都希望通过参与公共事件获取公众美誉，加缪一如既往延续“荒诞”，沉默的箴言，无限放大外界的争议空间。他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生前身后，他都不愿放大虚名，加缪子女也很好地延续了他的这一精神。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高度认可了加缪的良知道德与文学才华，“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打破了加缪的经济困境，他在乡村买了一座房子，却在去往新家的途中车祸身亡。死后葬在寂寂无名的公墓里，没有纪念碑，没有墓志铭，他坚持与“与人数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这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孩子，也算是回应了生前最大的争议——在文学盛名的巅峰，为了保护母亲，作家不愿提笔。加缪荒诞地逝去，永远地睡去。他的文字，却从笔端，透过纸面，唤醒爱。致敬苦难里的文学斗士，名利场的精神贵族，一个高贵的、埋头写字的人。

正如他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手刃渣男勇救闺蜜，斯黛拉很勇敢。剧集最后连捅Kris多刀，既是为自己感情受到欺骗而捅、也是为自己闺蜜被渣男伤害而捅、更是为少年时期被强暴伤害的自己而复仇。分崩离析的家庭关系 每个孩子都是环境的产物，斯黛拉生长于幸福的三口之家，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律师。然而看起来幸福的三口之家关系早已分崩离析，斯黛拉与父亲不再像过去那样亲密，出轨前同事的妻子也与丈夫渐行渐远......生长在物质和精神双重丰富的家庭里，斯黛拉不爱学习，19岁的她在餐厅做服务员，但是父母既然能提供优渥的环境和斯黛拉，势必也会对斯黛拉有更高的要求。尽管后来接受斯黛拉可能不会有更大的成就这个事实。女性友谊没那么好挑拨离间斯黛拉的同龄闺蜜也就是阿米娜在法学院念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俩的友谊，她们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在整部剧集中两人也是相互需要和无条件信任的关系。同时Kris的前女友不断地提醒斯黛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