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楼孤魂

   上世纪80年代末，一部“儿童不宜”片引发了不可思议的观影狂潮： 影片当时一票难求，黑市票甚至炒到六块钱一张（正常票价才几毛钱）；这项70万小投资制作最后创下近5倍的票房盈利。它便是我国首部立体声恐怖片——《黑楼孤魂》。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琼斯在《论恶梦》一文里，对电影史上的恐怖片进行了开创性的心理分析，他指出:“恐怖片是在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层面上表现‘他者’的。”同样，罗宾•伍德也明确表示:“恐怖片这一类型本质上的政治进步性在于提出了西方社会中‘邪恶’的社会结构问题。”可以说，通过电影的方式寻求“邪恶的他者”，诉诸观众的本能，宣泄其与生俱来的内心脆弱感和恐怖体验，进而反省置身其中的社会语境及其意识形态氛围，是作为类型的恐怖电影最根本的文化特征。（李道新，2004）   《黑楼孤魂》上映于1989年，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社会正酝酿着巨大的躁动与不安。无论从故事内涵、影片结构抑或制作方式来看，这都是一个异常丰富的文本。影片所认定的“邪恶的他者”，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时人对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语境的真切体验。它也喻示着九十年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伴随发展挥之不去的忧虑。一、历史反思与套层结构    简单地说，《黑楼孤魂》讲了一个冤鬼复仇的故事：文革期间，一个家庭惨遭不幸，父亲临终前将财产和女儿小菊托付给一位20多年的朋友。但朋友谋财害命，把小菊吊死在地下室。十几年后，住这栋旧楼的录音师霍峰和女演员于红无意间发现此事，他们决定查出真相，而与此同时，惨案接连发生。    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灾难的根源，片中很多对白都对那动乱的十年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比如“那年月活不了，只有死”、“那年头自杀的人天天都有”、“那日子口公检法都砸烂了谁管”、“国家都疯了，何况人呢”等等。    《黑楼孤魂》选取了套层结构的结构样式：结尾一群精神病患者（都是片中演员）在医院闲聊，小菊站在一边，把玩着钥匙（片中恐怖道具之一），而女演员则成了护士，招呼大家：“吃药了”。最后镜头在她推来的药车上定格，全是各种不同药片的特写——原来，“黑楼孤魂”的传说只是出自精神病人的想象。在电影创作追求“宏大命题、深刻反省”的年代，这种荒诞手法的运用非常罕见。    如此颠覆性的设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讲求科学，破除怪力乱神，内地惊悚恐怖类影片最后一般都要告诉观众，鬼是假的。然而从另一角度分析，也可以说，故事看似纯属虚构，但其实它是真实的，它的真实使得“黑楼孤魂”中每一个人物最终都成了精神病患者，就像文革带给人们无尽的精神后遗症。    19年后导演梁明在一次专访中回忆说，当年他们就考虑，弄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最后怎么才能收得住呢。像他们这个年纪，从文革中过来，虽然只有八九岁，但那种感觉都是亲身经历的，包括抄家，冤死的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都有很深的刺痛。大家伙一商量，觉得中国人当时确实是生了一场大病，各种不同的病，有的人去害人，有的人被害，都是由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造成的。开始时想了很多结尾，但是最后大家认定就是它了，“咱们就吃药了”，梁明笑道，“十年文革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吃药”。     如此说来，《黑楼孤魂》好像是一部专为反思文革、蕴含深刻思想和社会意义的影片。“邪恶的他者”被置换为一个经由政治统一论述过的“敌人”，从而汇入对那个时代表达感伤和道德谴责的“宏大叙事”的洪流中。但这么说似乎又未必准确。我总觉得，影片中有许多旁逸斜出然而含混不明的东西，这些“题外之义”极大地增添了作品的丰富性，甚至成为更突出的表现对象。而文革，作为复仇的背景和起因，在片中它不过是女演员于红那双灵异之眼看到的几个模糊且并不连续的断片影像。即使对话时，人们也是毫不沉重地谈论它，带着老人说旧的闲适口吻。文革纵然遗患深远，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已是一个略嫌遥远的存在，它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远远不及那些当下时兴的观念与风习。二、多重叙事    戏中戏的套层结构之外，影片中还有几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故事主线是某制片厂正在拍摄一部电影，为了补录声音效果，录音师霍峰带女主角于红来到他所居住的一座即将拆除的旧楼里。可于红老是走神，霍峰似乎也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好奇心驱使他独自闯入了阴森恐怖的地下室，但什么都没发现。回到房间后，霍峰习惯性地打开录音机检查录制效果，不料听到立体声的两个声位中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道录的是于红的脚步声，另一声道却是非常奇怪的哭泣声及撞门声。于红的“特异功能”使她可以看到过去，她发现文革时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被害者是个14岁的小女孩。为了弄清真相，他们开始走访调查。霍峰能录到未来的声音，于是在过去影像的重现与未来声音的预警中，犯下的罪行和相应惩处陆陆续续展现在观众眼前。    第二个故事是小菊家的悲惨遭遇：文革期间父亲入狱，母女生活困难，母亲向一名小头头求助，反遭强奸，羞愤之余跳楼自杀。后来父亲病重，托孤于一位朋友，结果朋友图财害命，杀死小菊并将其伪装成自杀的假象。    第三个故事是导演郑磊拍的电影所讲述的故事，下一节将重点分析，此处且不赘述。    第四个故事关于金佛。网上有评论说“金佛的设置好像有点多余，可能只是为了连通剧情”，我以为恰恰相反。霍峰采访当年抄家的红卫兵时，那人透露当年是上面点名要他们家的金佛。这里暗示了“上面”贪求金佛与小菊家遭遇不公之间或明或隐的联系：宏大的政治话语背后，仍是经济逻辑在运作——不幸其实来自人们对财富的贪恋。混乱中，这尊大明包金佛像被小混混尤飞偷到手，据为己有。此后他多次以其为诱饵，干起倒卖古董的生意。导演郑磊买金佛被他用假货掉了包，骗走两千块钱，这个郑磊正是当年吊杀小菊的人。片中人物通过多种方式发生联系，共同推进叙事。后来尤飞被吓得神志不清疯掉了，嘴里还一直念叨：“小菊我还你了，小菊我还你了……”。金佛最终物归原主。    和前两条线索相比，这个故事并不起眼，但我以为它才是电影真正在讲的东西。整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财富和欲望的叙述，小菊家的悲剧和小菊本人的被杀都根源于此。    导演郑磊和尤飞的第一次接头地点定在一个金碧辉煌的舞厅。摄影机带我们观赏了舞厅光鲜欢跃的人群，华丽多彩的灯光，摇过舞池、吧台、酒座，然而就在这高档奢华的场所里却进行着卑鄙的勾当。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小菊的冤魂正是利用尤飞贪财将其引入地下室。通往地下室的走道纸钱纷飞，我们看见尤飞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抓起几张白色冥币，接着摄影机采取他的视点镜头对冥币给了一个大特写：他看到的竟然是真实的钞票，而且是美钞！尤飞粗大的手指贪婪地摩挲着它，喃喃道：“嘿，邪了”。镜头又转，只见他眼中流露出如痴如醉的神采，随后弯腰捡钱，追随着一地美钞走向了他的末路。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耐人寻味。为什么不是人民币，而是美钞？如果说美钞是美国或西方文化特殊的象征物，那么它预示着像尤飞这种盲目迷恋追随的人必然走向厄运，走向毁灭。此处不仅批判了人们对金钱的狂热追逐，也是在谴责八九十年代之交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向往。这是对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华丽而神秘的“他者”的向往，但一切却不过是幻象而已，一如美钞实为冥币。“嘿，邪了。”邪了的是人们的心态，邪了的是这种心态下的中国社会。三、电影中的电影    影片的主人公在片中也都是拍电影的，于是对白里出现了许多专业术语及电影人的自嘲，别有趣味。如房主催霍峰搬家的时候指责他：“你们这些拍电影的，就知道教育别人”。还有片头霍峰对导演提出楼梯声音不对，能不能让制景再加工一下。导演说：“这事可够呛，就七十万，哪来那么多钱”。后来经影片真正的导演证实，《黑楼孤魂》的投资确实只有七十万，而且拍摄过程中也很受到资金问题的制肘——这便有点“元电影”的意思了。    片中只有一处提及郑磊所拍电影的具体情节：他给女主角于红讲戏，说“作为这个家庭的养女，你并不准备接受你养父的钱和这次出国的机会。为了让你养父的亲生女儿出国，今天晚上你准备悄悄地离开这个家……”。然后就是片尾新闻发布会上，郑磊在台上大谈影片的主旨和深刻内涵，所谓意在唤起人们的良知，在相处时的真诚；促进我们古老民族的真诚、善良、互助、团结的美德等等。让一个背信弃义、谋财害命的凶手在众人面前颂扬良知，这不仅仅是为了反讽。如果稍加考量，我们会发现两个故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转关系。同样是养父和养女，郑磊辜负朋友重托，为了独吞钱财杀死小菊，小菊的冤魂最终向他复仇，将其吊死在旧楼里。而郑磊拍摄的电影中，养父把钱和出国的机会都留给养女，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养女深为感动，却不肯接受养父这么重大的牺牲，宁愿悄悄离开。前者冤冤相报，后者报桃投李，这是影片内部的现实与虚构，其中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构成了最显著的区别。再回过头看郑磊关于良知和传统美德的一番讲演，我们会读出更深刻的意蕴：惟有轻视金钱才能唤起良知，维护我们古老民族的传统美德。    然而现实并不能如人所愿，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欲望的时代。主演于红开始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表现离开养父家时那种复杂的心态。郑磊为了启发她，对她说，“于红你要成为中国的大明星了……这部影片将参加国际电影节，你可能成为国际明星。你知道我对你从无所求，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于红就将所谓“复杂的心态”表演出来了。但这显然属于两种南辕北辙的“复杂”，电影中是感恩和惜别的一片真情，于红表现出来的，却是对名利的渴望和野心。霍峰起初制止小菊杀死导演是为了诉诸法律，即人间的秩序，希望拿到他害死小菊的证据，然后通过正常的程序将其绳之于法。但于红却出于私心，她说：“千万不能让他死，这部影片还没完，它对我很重要。”霍峰这个毫无私欲，一心主持正义、维护人间法则的人最终躺在医院神志不清，复仇仍旧以鬼魂的方式完成，这也是对法律和公平的嘲弄吧。        分析过电影中的电影，再说点电影外的事。《黑楼孤魂》作为内地最早的独立制片，是一部集艺术商业元素于一体的电影作品。它的制作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商业化时代，电影对大众心理和市场的迎合。该片投资是梁明和制片人一起拉来的，由一个乡镇企业家出资。作为导演的梁明当时有很大压力，觉得不能让老板亏本。后来正好看到这样一个剧本，既有社会意义，同时它又是一个恐怖片。建国后这样的片子极少，《黑楼孤魂》算是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片，也是第一个片头打上“儿童不宜”字样的电影，属于限制发行。但这样反而更吸引人，据说当时卖了三百五十多个拷贝，一个卖一万，可说是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参考书目：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李道新：《意识形态氛围与中国恐怖电影的不可预期》，见《电影新作》2004年第5期侯亮：《“第五代”中的海归派——访导演、摄影师梁明》，《大众电影》2006年第20期胡不鬼：《专访经典恐怖片〈黑楼孤魂〉导演梁明：当年没有张艺谋拍不成》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到了《黑楼孤魂》。对这部当年赫赫有名的电影的唯一记忆，除了简陋的电影院门口那水粉画的海报和海报上故弄玄虚的情节介绍，就是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说某某白天看了，晚上都不敢去厕所拉。某某晚上看了，不敢一个人回家啦云云。后来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小道消息，说是在电影院里把人都吓死了。《黑楼孤魂》描写了鬼魂复仇这一主题，今天看来当然不新鲜。但对于当时接触不到任何港产鬼片的观众，还是有第一次吃螃蟹的感觉的。更可贵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后来明令禁止拍鬼片，也不许电影里出现鬼的形象。不知道是怕违背我们的无神论信仰，还是吓死人的流言产生了副作用。如果是后者，说明这部电影当年的影响还是蛮惊人的。重要的是，它将很可能作为中国大陆解放后空前绝后的鬼片而存在了。历史上说不定还要给它留个一席两席的位置咧。    围绕着电影的记忆和故事给了人很温馨的感觉，再想到终于要搞清楚这吓死人的电影究竟怎么个吓人法了，又有一种千年之谜终要破解的兴奋感。基于这些正面情绪，电影怎么样倒次要了。     电影情节比韩剧都简单，文革时期，一个家庭破碎了，临死的父亲把仅剩的财产和小女儿—小菊托付给自己20多年的朋友。但是这位朋友却图财害命，害死了小菊，还伪造了小菊自杀的假象。到了80年代，住在这楼里的一位录音师和一位女演员（她同时是有特意功能的鬼线人（或称灵媒））发现了这桩冤案。最后自然有怨抱怨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鬼魂就要杀死“导演“---也就是杀死小菊的凶手的时候，情节安排录音师阻止小菊，理由是应该让人间的规则—法律来处罚他，并让小菊提供证据。这要在今天，肯定拍成小菊引导大家找到证据，最后法办凶手，还小菊以公道，章现我司法的公正严明。但是电影里，小菊却对这种阻止大发雷霆，不仅震伤了录音师，还害的女演员差点进疯人院。最后女演员嘴巴上说要小菊帮助以人间的规则惩罚凶手，实际上法律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出现，导演最后还是在黑楼----当初他杀小菊的楼，在小菊的恐吓和索命下一命呜呼的。说明人间的规则还是不管用，不如鬼魂索命有效。这里面是否体现了对司法体系的一种讽刺不敢说，但是这样拍，挺大胆的。特别是今天看来，如此藐视法律的作用，人间规范的权威，把鬼的规则置于人的规则之上，不论有意无意，尺度都比较大。也许正是顾虑让人联想到人间规范不如鬼的规则，国家才不许拍鬼片？    就吓人的级别而言，本片不能和现代高科技手段打造的美国恐怖，和心理悬疑的日本恐怖片相比。但是电影一上来几个镜头就把鬼魂冤屈的由来交待的清清楚楚。剪接干净利落，表现出了一定的专业水准。而且早早就开始吓人的桥段。没有任何故作深沉，任何让人费脑筋的地方。对比如今羞羞答答，硬要说自己是艺术的《夜宴》们，有一种坦率、真诚的可爱。坦率的讲，几次闹鬼，气氛造的都很好。黑楼里狭窄的地下室过道，墙壁上的涂鸦，破败的楼梯，配合一片死静或者幽灵音乐，居然可以让人看了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这很可能是熟悉的文化背景起了作用，这样的破楼，在我们小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见过，甚至住过，或许还听过类似的鬼故事。我原来的母校，这样的楼就有好几栋，有的现在还住着青年教师。除了黑楼残破的压抑感推波助澜，电影还很聪明得把吓人的重点放在声音效果上。主人公是录音师，几次发现有鬼都是从无意中录下的音里。刻意制作的鬼叫突然出现，还是让人不由得裹紧了被子。还有几次主人公要和鬼沟通，特意带上耳机去听鬼的声音，前前后后的铺垫，让带上耳机的寂静和等待，变得揪心。另外一个桥段是浴室，当年试图强奸小菊母亲的一个凶手，也住在黑楼里，他是在浴室里看到鬼。之前他一步一步审视浴室的段落，显然受了美国电影的影响，造足了恐怖紧张的气氛。最后导演在阁楼上恐慌的等待一段，分明是国产《沉默的羔羊》。但80年代毕竟是80年代，经过精心调整，不输日式恐怖片的恐怖气氛把观众的胃口掉的老高，可一旦可怕的东西真正出现的时候，科技的落后，道具的粗陋就显现出来了，让人失望。想来当年到了这种时刻，女孩子肯定都是蒙着眼睛的，所以道具太粗糙，也显不出来。里面的导演在拍片的时候，说了句，“就70万“，说不定这就是当时拍片的预算呢。这么一想，也就平衡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结尾，实在匪夷所思。所有人物都出现在疯人院里，小菊站在一边，把玩着钥匙（片中恐怖道具之一），而女演员则成了护士，最后镜头在她推来的药车上定格。不知道什么意图？是让大家别太当真，一切不过一场戏，还是有点什么别的想法？实在分辨不出来。也许只是为了应付电影检查，故意颠覆自己的叙述。Anyway, 我总算看到了儿时闻之色变的《黑楼孤魂》，和儿时不同的是，那时我会为了部有点恐怖元素的侦破片整晚睡不着，现在，我却可以睡得更加香甜。人，的确总在变。 

当那根绳子缓缓上升，吊死的人还在挣扎，我整个人僵在屏幕前。这部1989年的《黑楼孤魂》，豆瓣7.2分，4.2万人评价，但它的恐怖程度绝对被低估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内地影人拍的正式恐怖片，它不仅有开创性的地位，更靠声音和镜头设计营造出让人汗毛竖立的寒意。片头打上‘儿童不宜’四个字，当年影院的真实事件——据说有观众被吓死导致禁映——这些花絮比电影本身还传奇。但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单纯的吓人，而是它用鬼故事包裹的伤痕。小菊的冤魂不是无缘无故的恶鬼，她是文革时期被逼死的无辜少女。录音师霍峰和女演员于红在旧楼里寻找的，不只是恐怖音效，更是一段被掩埋的历史。那种政治遗毒带来的惶恐，比任何jump scare都持久。有意思的是，导演梁明用先锋的视听语言（比如变形的广角镜头、诡异的呼吸声）把心理恐惧拉到满，今天看依然不过时。有人吐槽它剧情单薄、表演僵硬，但这正是那个年代电影的特色——不靠特效，纯粹用氛围和时代痛点打进你心里。我宁愿看这种带着粗糙质感但诚意满满的恐怖片，也不想看现在那些装神弄鬼的垃圾。如果你能接受老电影的节奏，这部值得熬个夜看完，然后关灯细品那种脊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