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眼下，“金智英”的名字正冲刷着每一个韩国论坛。2019年的秋天，韩国对于女性困境的讨论陷入了又一轮狂热。这股风潮的源头，是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 《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被评为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推出仅两个月，它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售出记录，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超高销量带来的，还有大范围的争论。有媒体形容：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年轻人撕裂了。

郑有美因为出演同名电影，遭到大量恶评。知名女团成员Irene，因透露自己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而被部分粉丝迁怒。

然而，这本处于漩涡中心的小说，情节本身却不猎奇，甚至有些平淡。它将普通女性无孔不入的绝望，缝合成逼真的生活图像。透过金智英的人生，读者看到自己曾经的痛苦，现在的烦恼，以及可想而知的未来。“只要是生活在大韩民国的女性，总能在书里找到自己。”像我这样平凡地长大金智英，是韩国八十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小说的主人公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的首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从任何维度上看，都是一副平淡而顺理成章的模样。不过在平静的湖面之下，普普通通的金智英，正经历着许多令她窒息的性别困境。

和智英一家同住的，还有奶奶高顺芬，她对家里唯一的男孙无比宝贝。饭桌上，智英总是要等弟弟吃饱才能动筷，偶尔偷吃弟弟的奶粉，就会被奶奶狠狠地朝背部拍下去，痛得她眼泪汪汪。

这些重男轻女的观念，自奶奶年轻时就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奶奶独自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却对懒惰的丈夫毫无怨言。在她看来，只要丈夫不偷腥、不打人，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这样劳碌的一生，自然让她对只生了一个男孙的儿媳不满。“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因此，当二女儿智英出生时，母亲忍不住抱着襁褓中的她哭泣。

智英的母亲，也非生来就是母亲。母亲名叫吴美淑。虽然成绩很好，但美淑自十五岁起便辍学，独自北上首尔打工，把没日没夜工作赚到的薪水用作哥哥弟弟的学费。在城市化启蒙的年代，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大都市，家里的男丁被赋予了抢占先机的使命。“只有儿子出人头地，全家才有希望。”直到三个兄弟在美淑的帮助下陆续从大学毕业，家人对前途光明的儿子满口称赞，无人提及女儿的牺牲。美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和赞美永远轮不到她。于是她选择了婚姻，收起自己的名字，成为一名默默付出的母亲。

就像80年代任何一位平凡的女性，智英就这样不被期待地长大，习惯牺牲，习惯失望。小学男同桌总是欺负智英，用手臂撞她，拿她东西，让她在课堂上出糗。智英哭着为自己抗争，只换来老师的一句敷衍：”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孩子都会欺负喜欢的女生。”为了不变成过于敏感的麻烦精，她选择了调离位置后息事宁人。同样地，几年过后，在前往中学补习班的路上，智英被陌生人尾随，还遭到了父亲斥责 —— ”为什么裙子那么短？“那一刻，她依然没有为自己辩护。她一直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危险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乃至进入大学，智英总是因为女生身份而在社团活动中被剥夺话事权。她仍不自觉默认，女生当社长太辛苦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男生加油就好。虽然有点委屈，但当她看着周围的人，一切变得理所当然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为什么女性不需要努力工作”如果说，金智英成长时期的伤痛，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退，那么她步入职场后的遭遇，则是书中共鸣最强烈的部分。据出版社统计，78%的购书人群，是出生于1989-1999年间的女性。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正处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职场、结婚、生育，以及三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想到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女性，既欣慰又痛苦。”

小说中，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为电视制作人，却被家人劝说去读师范学校。为此，姐姐和母亲争论：“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

现实中，25岁的允京（音译）是一名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对于就业，她曾和长辈们进行了车轮战式辩论。“记者跑来跑去不稳定，你要怎么过家庭生活？”“教师不好吗？教书才是女孩子的最优选择，你以后会后悔的！”与书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很少有人问男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而我却需要去说服人们。”

1990年出生的秀珍（化名）经历着同样的困惑。毕业于金融专业的她，目睹了许多女同学在就业压力下，非本意地选择了秘书、教师等偏好女性的职业。“这就像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陷阱’。父母会劝说女儿没必要冲锋陷阵，你也渐渐被安稳的生活诱惑。但安稳往往意味着较少的收入。”

小说中，智英作为未婚未育的女员工，默认被放逐在项目组之外，干些可有可无的杂活。唯一被重视的时刻，就是在酒席上应付难缠的甲方。

同样地，秀珍顺利入职后，被办公室里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最令她厌恶的，莫过于上司要求她在推广活动中带头跳广播体操。仅仅是因为“在男多女少的公司活动里，大家都想看美女领操”。这位让她领操的上司，却总是在派遣重要任务时有意无意地绕过秀珍。办公室里横亘着一层玻璃天花板，她看得见却触不到。

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在入职的第三年，公司里唯一一位女课长的辞职，让秀珍彻底灰了心。女课长在课长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十年。高层认为她会随时结婚生子，从不指派重要任务；部下害怕项目突然中断，不愿成为她的组员。为了证明自己，课长甚至把私人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结婚育儿计划通通延后，却始终还不回一个晋升的机会。最终，心灰意冷的她还是告别了职场，回归家庭。

在长辈的催生压力下，面对一脸轻松的丈夫，智英忍不住质问：“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在韩国高强高压的职场氛围里，怀孕对女员工而言，通常意味着离职。在首尔，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抵得上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与此同时，在首都圈人口占50%的韩国，让待在地方老家的父母千里迢迢上京育儿，也非社会的传统选择。既然夫妇同时在职育儿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那个被默认需要辞职的人，通常是收入较低的妻子。

孩子出生后，智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每天被繁重的家务缠身，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她也曾想过重返社会，却发现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韩国职场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雪糕店。

现实中，1987年出生的志英（音译）经历了两年的全职育儿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面试时他们会问，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孩子有突发状况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韩国，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强力断工/강력단절”，即女性在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数据显示，约有45%的韩国女性在生育后经历“强力断工困境”，平均持续时长达8.4年。等到孩子长大后，这些女性也会因为过长的空白期等原因，无法以正职身份回到原来的职场。目前，韩国每10位复职妈妈中，有6位正做着派遣性质的非正式工作。

无论怎样努力，韩国女性的命运似乎都殊途同归。“明明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脚踏实地而搞丢饭碗，却依旧失去了工作。”之前的人生履历通通都被封印，从此只剩下母亲这一个身份，成为社会里的透明人。金智英在这样的环境里窒息。在书的结尾，她从产后抑郁滑向严重的精神分裂，开始以其他人的口吻讲话。不到40岁的智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让问题浮出水面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停留在主人公接受精神治疗的场景。金智英的人生是虚构的，同时也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这样真实的细节，源于作者赵南柱自身的经历。

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曾担任电视节目编辑，生下女儿后离开了职场。操持家务之余，她突然发现，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群体，竟没有一本书正正经经写过她们的故事。于是，她把作为“金智英”的无力感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在育儿的空闲开始写作。出乎所有人意料，金智英的人生在东亚文化圈引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有关小说的争议也一直存在。出生于1985年的金振焕（音译）以亲身经历为例，不断强调小说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线。他抨击作者为了突出矛盾，将所有社会不公集中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这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发生。书中所有男性角色都以负面形象登场，女性角色则皆有可怜之处。这无疑将男性强行架上加害者的位置，加深了原有的性别对立，使得理性的讨论完全无法进行。

还有网民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写出了《90年生的金志勋》。书中讲述了一个1990年出生的韩国男性的悲惨史：聚餐时被要求为女性挡酒、吃饭时提出AA制会被视为小气、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费用、绕不开的兵役制度、对“男子气概”的过分要求……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也在承受无形的压迫。

无可否认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让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潜规则浮出水面。实际上，在小说出版之前，韩国社会早已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暗涌。2018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8，这意味着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少于1个孩子。许多女性已经不愿为生育让渡个人自由，转而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们不生育、不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一个普通的故事，折射了社会的痛点。金智英很平凡，平凡到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值得被写成一本小说。她甚至还有些幸运 —— 她拥有不错的学历，好看的外表，温柔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即便如此，她依然会感到焦躁与不安，默默滑向失语的绝境。

这或许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最大意义—— 让那些旷日持久的压抑，发出声音，不再被湮没。她邀请读者不分性别地体验“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由此创造了相互沟通的契机。这不是她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我们要共同寻找出路。正如书中所写——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参考资料 -----------------------------[1]《82년생 김지영 씨는 왜 문제적 소설이 되었나?》，이시한[2]《82년생 김지영 - 세상 절반의 이야기》，SBS스페셜[3]《페미니즘 입문서? '82년생 김지영'을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국제신문[4]《2018년 한국 신생아 출생 통계》，한국통계청[5]《업무와 가정 시사 조사결과》，고용노동부[6]《보건복지포럼》，보건복지사회연구원[7]《<82년생 김지영>이후》，여성조선[8]《엄마말고 맘충》，여성신문[9]《没有母亲的容身之地——韩国奋力提高生育率》，法新社[10]《韩国女性就业歧视：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低》，CNN[11]《职场遭遇歧视与不公，韩国女性开启创业大潮》，36氪[12]《女权主义才是歧视？韩国年轻男性直呼不公平》，周末画报[13]《性别非资格赛，比谁惨没有意义》，性别力量[14]《厌女文化引爆南韩两性大战》，天下杂志[15]《韩国“世界级大奖”：生育率低于1》，世界华人周刊撰文黄慧诗|编辑小胡文章版权归网易看客栏目所有，其他平台转载规范请于公众号后台回复【转载】查看，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来稿请致信 insight163@163.com，其它合作欢迎于公众号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原著是女性，导演是女性，主角是女性，视角是女性，必然是女性主义电影。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电影分类为“男性主义”电影。男性是这个世界的基调。这个电影并未试图控诉或推翻基调，而是在讲“出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生活中遇到的女性的形象，这部电影具有丰富的女性角色，让我第一次可以将现实中的平凡女性投射进来。这些形象不是喜剧片里古板的女班主任、花痴的大龄未婚女，或者爱情片里欲求不满外强中干的女强人，或者恐怖片里控制欲爆棚的母亲，而是如此鲜活就在身边的女性——是在家庭和职场之间摇摆又不甘心的朋友，是工作后自己还完助学贷款，贴补家里盖房子的女同学，是遭遇过家庭暴力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同事。这是很少见的观影体验，可见是人人心中皆有，却人人笔下皆无。这部电影点出剥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实。当我女同学全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离家两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排队进地铁站。当我的女性同辈小产，她的丈夫请假照顾她后，就被“流放”到不重要的岗位。这不是简单的妻子对抗丈夫婆婆或者原生家庭的故事，这是每个社会螺丝钉在面对制度性剥削，该如何抢夺自己个人生活尊严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上司并不一定更认同用女性下属，“性别同袍情义”更多的是职场利益驱动，当劳动者只剩下剥削属性的时候，性别只是剥削的一项指标——在现有劳工制度下从谁身上能更轻松稳定地获利。制度可以异化人，人是制度的产物，而个人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反思。当国人看这部韩国电影感慨韩国女性处境艰难而升起本国骄傲的时候，其实是对另一套权威话语的顺从，在文化的差异下面个体和制度的对抗是永恒的。不妨自谦地去比较，在韩国的制度下，有这样的电影出现，即便它遭受很多的压力，而华语电影中这类讨论几乎失声的。金智英之所以震撼也在于她不是一个惯常的恐怖片女主角。她有努力的丈夫，有认可她能力的上司，有鼓励工作的前同事兼朋友，有以身作则的姐姐和关爱与支持的母亲。但即便如此，仅仅育儿一项就足以将她的处境推向孤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以上条件都不具备的女性，其处境可想而知。假如金智英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丈夫和女儿身上，生育和为家庭的操劳成为了情感勒索的筹码，这就是一个“曹七巧”的恐怖片了。相比金智英，丈夫反而显得更加“孤立”，无法向自己的母亲敞开心扉（婆婆这个形象相对刻板），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没有朋友，对周遭男同事的价值观不赞成，育儿假期的困境，他既是社会制度的得益者，也是被剥削者，连带着献祭妻子的劳动，但如果他不“乖”，他也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虽然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顺应的“压力”，但在拯救妻子于病痛之中又显出担当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坚韧，这就是在处境中的平凡人的反抗。电影中不少角色都是“出路”的良好示例，至少你可以是在咖啡店里给金智英递上纸巾的人。最感人的莫过于公交车上的智慧与勇气并重的阿姨——谁要做神奇女侠？我要做公交车上的阿姨！电影中有两场戏我非常喜欢。一是当父亲生气说“你就等着嫁人吧”母亲发脾气反驳，噎到父亲，全家人大笑喷饭，接着智英接到录取电话，举家为之骄傲。真是让人热泪盈眶的家庭氛围，是在父权的阴影下，但你得承认这里面有爱，每个角色都蕴含着对女主角的情感。电影不不负责下价值判断或建立斗争阵营，它的美在于包含丰富的层次。第二场是母亲目睹女儿发病，女儿是以母亲的母亲身份在说话，既是发病情节的推进，兼有对照顾者身份的母亲的体恤——我的长辈中也有这样的女性——又是女性命运的互相映照。而金智英在咖啡馆中的反驳，是这部电影最“旗帜鲜明”的地方，是个“必要”的时刻——在室内打翻饮料，多半会有店员帮手——所以远不及上面两场戏层次丰富。剥削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阶级性，某些事业生活两开花的“成功女性”背后其实有的原生阶级优势，普通女性无法参照。人是带有社会性的，孤独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的处境的绝望。在社会群体中人会本能地互相参照，女性间互相比较，带有制度压迫的原因-——利益边界界定好了之后的内部困斗。但是这种比较，也可以是的参照（出路）。11岁的山口百惠看到电视节目选拔歌手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生参赛，于是心想“或许我也可以试一下”。女性楷模的确更能激励女性。是参照“楷模”，还是妒忌同列，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成功”的样板本来就很刻板，那么“成功女性”的样板不过是在本来的刻板形象上再添上“家庭幸福”，那就还是枷锁了。对很多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欲望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呢。

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的时候，突然哭出声。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把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我觉得最让我有冲击感的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落差。

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不想做自己吗？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