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文/斯嘉丽说起抗日神剧这个话题，我国的拍摄经验从数量上看应该可以全球夺冠。只是量变何时到达质变就不知道了，而韩国这几年也在这类题材上发力后，高下就立现了。韩国的抗日神剧数量虽然不多，但每次出手都是大卡司大制作大导演以及，高品质。

为突出被日本殖民时期朝鲜人对本国语言的保护、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的反抗，本片制造了一系列矛盾:1.柳代表是应该听命于投日的父亲苟且偷生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整编朝鲜族词典？2.编撰小组是应该聘用有偷盗前科、大字不识但是热情洋溢的金判秀还是应该在缺少帮手的情况下勉强维持正常工作？3.友哲是应该救出监狱中关押的妻子还是应该背叛组织、出卖词典？4.德陈是应该坚持学习、弘扬朝鲜语还是该劝爸爸、妹妹没了避免麻烦学说日本话？5.柳代表是应该相信金判秀和他江湖朋友的人格还是应该指出就是这些没文化的人告了密？6.编撰小组是应该背负骂名挂靠“国力联盟”接受日本的监管还是继续做明面上反日的文化斗士？7.德陈是应该誓死不说爸爸的行踪还是给出有误导性但接近真实的答案？8.金判秀是应该掩护柳代表拿着词典逃跑还是让柳代表掩护自己拿着词典逃跑？一个个选则，无疑是一次次煎熬，在两难之间，在危机时刻，一件事有的人选对了，有的人选错了；一个人有时候选对了，有时候选错了。影片通过阵营的冲突、立场的冲突、人物肢体冲突和内心冲突，把人物塑造的有血有肉，把故事讲述得真实可信(必须承认部分情节还是有夸张的戏剧成分，比如金判秀朝鲜语的飞速进步)。特别是柳代表和金判秀这对人物关系的刻画十分成功，开始两人互相看不上眼，中间还有过误解，最后不仅成了朋友，还为了词典肝胆相照。本片开头，柳代表的包被金判秀偷走，好不容易追上了，发现金判秀抱的是一个枕头。本片中段，学会认字的金判秀读文学读得热泪盈眶。这一刻，他成了柳代表。本片末尾，柳代表被警察追捕，也是抱的一个枕头。被捕后，他学当初的金判秀说“没有这个枕头我就睡不好觉呢”。这一刻，他成了金判秀。任务有转换，使命也有传承。曾经主张学日语的德陈，最后成了一位朝鲜语老师，这对他父亲金判秀来说，是一种告慰吧。

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时期，被称作“皇民化”的文化殖民是一种最深刻的形式。自3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天皇追求的不再是日朝文化的同化，而是下令将朝鲜的文化精神连根拔起。民众的姓名被迫改为日式的姓名。在教育中，一律的朝鲜语教育都沦为非法，受到日本统治者和其下的韩奸网络的监视。而影片则反映的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一本朝鲜语词典的编纂。而编纂词典的朝鲜语学会，也作为所剩无几的朝鲜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势力，在地下与深入社会命脉的文化殖民进行抗争。在这种历史的情境下，电影反映了朝鲜首都的一种多语言的文化形态。在影片一开始的展现京城都市风貌的远景镜头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左侧的商店以日语 ポエム （poem/诗）的名称命名。（虽然这种命名很奇怪，还不如用クラブ club…）而右侧的餐厅则以中文命名，上面则显现朝鲜语的本质功能，给中文做注音符号。远处的影院海报却是朝鲜语的。中日韩三种语言相互交错的城市风貌，表征了历史中朝鲜在保留自身民族主体的同时，却也融入了日本殖民体系的语言书写，另外也表达了朝鲜或多或少存在的对汉文化恋物般的“中原症候群。”而这种多语言的分割也存在一种阶级属性的角力。电影院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已被日本文化同化，他们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用日语进行日常对话的交流。而电影院门外的打杂，包括本片的主人公，电影院检票员金判秀，作为社会最下层的一批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无法被日本文化殖民同化，仍用朝鲜语交流。在这样阶级分化和民族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中，有两个社会趋势在电影中被展现：1, 城市招牌和广告的文字逐渐从朝鲜语转变为日语：一开始放映的电影从电影院的招牌到电影的宣传海报都是由朝鲜语书写。随着文化殖民的逐渐深入以及日本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逐渐扩大，电影院的招牌也换为 “大东亚剧院。”而电影则放映的也是臭名昭著的殖民电影《朝鲜海峡》。2，朝鲜语和日语是有一种明确的地位差异的。在一个城市电车上，男主人公金判秀在唱一首朝鲜民歌的时候，被旁边的日本人勒令禁止和无情鄙视。语言的差异对待也代表了当时朝鲜殖民地在种族上的一种结构性的歧视。主人公金判秀是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他起初的口语表达上，存在一种图形符号（image sign）和声音符号 (phonetic sign) 的断裂：他无法识别韩语文字，只会听说。然而属于“文盲”的金判秀却被召入到词典的编写组，他被要求短时间内习得朝鲜语的图形符号。然而他在词典的编写却有一种重要的作用，在词典编写组希望容纳更多的方言，他把他之前来自各地的狱友召在一起，他们都提供了一个单词不同地区版本的发音。我们听到了在一种统一的语言系统之下，还会存在一种方言性的地域差异。电影纪录的编辑过程在此成为一种词典学的范例。我们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也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学者会电影中会为词典中词条的规范而争论，而焦点往往在于词语词条是否统一，还是去收录复杂的方言系统。然而除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政治反抗，以及词典编辑在方法论上的影像纪录。电影和语言的另一层关系都集中在电影院之一场所的特殊表征。电影院除了作为电影放映的一种基本场域，却也成为潜藏于社会地下的学者们为词典编辑而进行学术讨论的平台。当然因为词典编辑的非法性，场所的迁徙作为在殖民体系下一种反殖民活动的策略。从电影一开始所刻画的时代特有的“朝鲜语借书处，”到之后在殖民机构下公开成为分支的朝鲜语学会，最后到电影院。我们在词典的编纂中看到传统的学术场域—国家的大学和出版社—的不在场，然而电影院却代替了大学的教室和礼堂。这种场所的替代或许也是作者故意安插的一种电影媒介的反身性表达，然而在这部电影中，电影院的戏份也反映了朝鲜半岛一段不光辉的殖民影像史。虽然在殖民早期时节，日据时期的朝鲜电影仍然反映很多朝鲜的民族神话，以及展现朝鲜在殖民社会下的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其中1926年的《阿里郎》以民族传统叙事揭露一种朝鲜民众的悲苦和对日本殖民者的控诉。而1935年朝鲜半岛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也在利用声音连接朝鲜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然而随着日本发动二战，电影则进入一段以军国主义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时代。其中影片中所展现的《朝鲜海峡》是该时代的代表作。在谢菲尔德大学教授Kate Taylor Jones的研究中，其发现在这一时代很多创作者作为在日据时代出生及成长的民众，自然将一种服从的“皇民化”融入到自己创作的叙事中，其套用了学者霍米巴巴的关于“模拟”的理论，认为朝鲜导演在对日本电影的叙事和技法上的全面吸收和模仿，表现了一种文化殖民时代朝鲜和日本一种被殖民和殖民的不对等关系。然而这种模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国族模糊”效果。在当时的电影，我们或许能看到主要的场景和人物服装都是朝鲜式的，但是他们被反映为效忠和支持“大日本帝国”的政策，并且进行日语交流。在本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殖民电影在放映时的场景，电影的银幕播放着关于“征召志愿军”主题的桥段，而观众大多都是包场的中学生。而在整场电影的放映中，中学生全是男生，理着毫无区别的发型。他们在进场时如同士兵一样被驯化列队而行。可想像，在当时，这种电影观影或许是一种被迫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类影片在朝鲜并不能像讲述朝鲜人自己的民族叙事的影片自然得吸引观众入场。《词典》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群众民族情怀的追忆以外，也反身得记录了一段被当下观众以遗忘的朝鲜电影史。在二月份，英国电影协会与韩国电影档案馆合作，展映了一批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制作的电影。虽然它们在技法和叙事上稍显拙略，但是在历史纪录上确实珍贵的。只有通过影像的传承和再现，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中的存有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公众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