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旋门

影片讲的是丹麦不知名建筑师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设计的方案被选中，经历了合作人选择风波、投资人（总统）经费压缩、官僚主义处处掣肘等波折，最终建筑虽然落地，但很多东西已经走样，建筑师的理想主义受挫的故事。我就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我看到的是理想主义受挫的故事。一个理念要落地，需要经历多少磨砺？从这些磨砺中，你能够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努力和放弃。世界是很残酷的，容不下理想主义者的花朵，但总能长出一点什么，就算不完美，也是有生命力的。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这部电影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至少它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样一座建筑和这样一个建筑师（虽然可能还是记不住名字）。建筑师，是指受过专业教育或训练，以建筑设计为主要职业的人。建筑师通过与工程投资方（即通常所说的甲方）和施工方的合作，在技术、经济、功能和造型上实现建筑物的营造。建筑师一般在专门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或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在逐步复杂的建筑营造领域，建筑师越来越多的扮演一种在建筑投资方和专业设计方（比如机电设计，结构设计等等）及施工方之间的沟通角色。建筑师通常为建筑投资者所雇佣并对其负责而不是建筑施工者。所以，约翰·奥都·冯·斯波莱克尔森只对总统负责。他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理念植入总统脑中，再一点一点落实到建筑本身上。一旦发现理念无法落实，这位建筑师先是努力争取，争取未果，干脆下桌。但最终理念到底还是成为了实体，虽然以打了折扣的形式。The Cube.大立方，也被叫做大拱门，正式名称“新凯旋门”。新凯旋门（La Grande Arche）是位于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商业区中心的现代化建筑，建成于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该建筑长宽各105米，与卢浮宫正中的方形广场同大，外观呈挖空正方体，实质为集办公、展览、观光功能于一体的摩登大楼，通过巴黎历史中轴线与卢浮宫、凯旋门等古迹形成空间串联。建筑所在中轴线始建于17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由园艺师安德雷·勒诺特规划。1983年丹麦建筑师约翰·奥都·冯·斯波莱克尔森设计方案从423份竞标稿中获选，工程历时6年完成。建筑采用特殊水泥、防反射玻璃及大理石建材，重达30万吨，坐落在12根深30米的地基柱上。顶层设有观景平台，可经全景观光电梯抵达，其落成典礼与七国首脑峰会同期举行。

可能是从去年The Brutalist带起的风潮，法国也拍起了建筑师电影。对于我这个想当建筑师但不成的人，自然是一部很浪漫的电影。虽然对建筑师角色的刻画还是感觉有些对建筑师和北欧人双重身份刻板印象。 和The Brutalist里面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一样，都是建筑师和工程师（工程师背景的建筑师Paul Andreu）、施工单位、业主之间的矛盾，背后都是建筑师超大的自我。AI创作建筑的The Brutalist里面去意大利选大理石也在这里重现了。但这部电影却并没有故弄玄虚地拍到分成上下场的三个多小时。没有了主人公移民身份的故事和伴侣的故事，只把故事集中在建设拉德芳斯大拱门一个上真的让这部电影变得很好看。建筑师放弃参与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很现实的选择。而背后究竟是建筑师因为超大的自我选择了逃避，还是像建筑师本人说的一样选择了生活（伴侣）。究竟对于建筑师来说，建筑是不是就是生活。当建筑项目的现实问题和建筑师的自我成为了“建筑”的全部之后，生活可能就没有办法和建筑共存了。 而且作为建筑师，一个设计师而非一个艺术家，但依然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是选择用以用勇气面对现实并妥协，完成一个并不完美的作品，还是为了名誉与纯粹性而放弃？ 建筑师回到丹麦之后继续教课，对于没有理解任务，没按要求选用指定的材料就只能去法国工作的学生，因为看到他们他们对自己作品的热情也给了高分，真的是让我控制不住地在哭。虽然老师一直都教导建筑师不能被自我占据，但每个作品依然都是很私人的，是每个建筑师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被别人评价，被别人否定依然是最难接受的。 没能在死前见到自己的作品的建筑师，最终的坟墓也选了一个不起眼的小石块。生前就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建筑师，好像并没有那么大的自我。可能这个成为了他生命的大拱门就是他生命最好的纪念。 电影里最终因为时代背景，因为预算因素没有选择密特朗钦点的夕阳之下戴着粉色的卡拉拉大理石。而现实生活中卡拉拉大理石在2015年又不得不让位于花岗岩。密特朗希望纠正大理石从来没有在巴黎被用过的历史，历史最后又证明了大理石其实并不适合巴黎。而这背后也是气候的原因：巴黎潮湿的气候会让多孔的大理石变脏裂开。

一位丹麦建筑师站在110米高的立方体模型前，他的眼神里闪烁着纯净的理想，却不知道自己即将踏入一个比混凝土更坚硬的现实世界。1982年，巴黎举办了一场国际建筑设计竞赛，旨在为城市历史轴线的西端建造一座现代纪念碑。从全球400多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是一位几乎无人知晓的丹麦建筑师——约翰·奥托·冯·斯普雷克尔森。法国导演史蒂芬·德穆斯提耶的《新凯旋门》以细腻的镜头语言，揭开了这座巴黎地标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一场理想主义与官僚体系的无声战争。立方体之梦：纯粹几何的诱惑斯普雷克尔森的设计理念惊人地简单而大胆：一个“被挖空的对称立方体”，110米长、宽、高的超立方体。在克莱斯·邦精湛的演绎下，我们看到一位沉浸于纯粹几何世界的建筑师。他排斥计算机辅助设计，坚持手绘图纸；他寻遍意大利卡拉拉采石场，只为找到那块“无需加工、无需打磨”的完美大理石。电影中有一幕令人难忘：斯普雷克尔森在丹麦设计的那些小教堂中弹奏管风琴，音符与建筑空间共振，揭示了他对神圣几何与纯粹形式的执着追求。这种艺术家气质，将在巴黎遭遇最现实的考验。巴黎的官僚迷宫：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棱角斯普雷克尔森抵达巴黎后，立刻陷入了法国官僚体系的复杂网络。他被分配了一位公务员——让-路易·苏比隆，由泽维尔·多兰饰演，负责协调建筑师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电影巧妙地通过一场场紧张的会议展现艺术与政治的碰撞。斯普雷克尔森激动地捍卫自己的材料选择，而官员们则冷酷地抛出预算问题、施工难度和时间限制。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密特朗的政党在1986年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后，新的政治力量要求修改设计。这时我们看到，建筑已不再仅仅是建筑，它成了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石材与玻璃：材料的隐喻之战电影中最富象征意义的冲突之一，是斯普雷克尔森对大理石材质的坚持与现实的对抗。他前往意大利卡拉拉采石场——米开朗基罗曾为《大卫》挑选石材的地方，寻找最完美的原料。与此同时，他还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设计师贝聿铭讨论玻璃作为建筑外墙的可能性。这两场关于材料的讨论，实际上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建筑哲学：一方追求永恒与纯粹，另一方则拥抱现代与透明。最终，斯普雷克尔森的理想主义在预算压力下不得不妥协。这一妥协，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观，也预示着他个人梦想的逐步消解。未完成的告别：建筑师的孤独之旅《新凯旋门》的悲剧力量在于，斯普雷克尔森于1987年去世，未能亲眼见证自己设计的落成。电影中，当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与让-路易·苏比隆前往寻找斯普雷克尔森的墓地时，守墓人根本不知道这位建筑师是谁。这种被遗忘的讽刺，与拉德芳斯大拱门如今作为巴黎地标的显赫地位形成鲜明对比。法语片名“L'Inconnu De La Grande Arche”巧妙地一语双关，既指“大拱门建造背后未知的故事”，也指“设计大拱门的籍籍无名的人”。电影中，斯普雷克尔森的妻子莉芙（西瑟·巴比特·科努德森饰）问他：“为什么是立方体？”他回答：“因为它是最纯粹的形式。”这句简单的话语，浓缩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全部的执着与孤独。现代启示：我们时代的“斯普雷克尔森”观看《新凯旋门》，我们很难不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妥协与坚持。在这个被称为“草台班子”的世界里，理想主义者往往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代价。电影中的斯普雷克尔森与今年另一部建筑题材电影《粗野派》的主角形成了有趣对话。两人都是带着口音的“外来者”，都在新国家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无情碰撞。然而，《新凯旋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真实性。这不是虚构的英雄叙事，而是基于真实人物和事件的记录。它让我们看到，理想主义并非总能战胜现实，但它的光芒却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拉德芳斯大拱门，在它的屋顶长廊俯瞰巴黎全景。这座建筑已经成为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古老的凯旋门遥相呼应。斯普雷克尔森或许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完工，但他的“开放立方体”理念依然矗立在那里——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一个望向未来的焦点。在理想不断被实用主义蚕食的今天，《新凯旋门》不仅是一部关于建筑的传记片，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创作者内心那场永无止境的斗争：在坚持与妥协之间，我们能守住多少自己的立方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