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伤的鲤鱼

这其实是一部很难得的当代俄国片子。不像“花滑女王”似的生于近乎夸张的爱国情绪里，也不像“无底袋”那样曲高和寡，用后现代的抽象去描勒实则很简朴的俄罗斯精神。它讨论着永恒的问题，却用着平淡的家长里短唠里唠叨，这就终于有了苏联电影最迷人的那点风貌。它关注的问题并不浅白，难道它真的在讨论“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亲情的疏远，资本主导的世界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对抗”吗？当然，如果以上述问题为主旨，故事的确是显白得无法有深味，但本片只是借了一个框架，一条像狗一样大的鲤鱼，来讨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对俄罗斯文化有所了解的应该知道，在文学艺术界有三个所谓的永恒问题вечный вопрос ： 怎么办？( что делать) ，谁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怎么活？ (как жить)。前两者是对现存表象的究极质问，更多地适用于向革命逐渐演进的时期，而最后一个则是对于“人”本身的思考，拥有更高的意义。这句追问几乎贯穿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艺术的觉醒，它可以是确切的教诲，像果戈里在《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结尾，领着读者看他们为了一只公鹅而争吵度过的一辈子，直呼“人可千万不可如此活着啊！”；它可以是抛却冲突和高潮的故事，像契诃夫的戏剧，从《海鸥》《万尼亚舅舅》到《樱桃园》，找不到如何生活法则的人们的痛苦和庸常被拼凑起来，化作舞台上郁结又痛苦的洪流；它甚至可以是缺乏逻辑理性的生活白描，像苏联电影《亲戚》（родня）一样，撑着“乡下母亲与城里女儿”的俗套故事架子，实则拉扯出一幕众人于生活中寻觅、渴求相互理解而不得，又最终与求而不得彼此妥协的古怪画卷。本片也重新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并且不急着求一个解答。其中的人物们都努力承受着现有生活和自我意识的磨合：柳达怀念共产主义时期“非对即错”的生活，那时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生活给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和模式；年轻人们追逐着哥特风、摩托车和美国摇滚，也愿意开车搭着领居奶奶去小店采购；儿子沉迷于都市精英的成功理论之中，他的所有爱情却似乎死在了这个除了老人和失败者无人留守的家乡；就连叶莲娜，永远谨慎温善的她，也曾经与长自己许多的男人私奔，她会在夜里穿着裙子独自跳熟悉的舞步，最终跌坐在椅子上看着合照中再也无法出现的男人抽泣。说到底，自我意识提出的最高要求，就是“像人一般”地生活（по человечески），俄罗斯所有被称为饱含“隐秘的痛苦”的人民们，也正是被这条准则鞭打折磨着。要像人一样得地去生、去死、去爱、甚至去堕落，这条准则是所有意义的基础，然而不偏离它恰恰又是那么得难。因此众人继续求着救赎，普通人们自救的方式，就是不剥夺自己面对“美”的资格。能面不改色顺走尸体穿戴的贵重物品的医生，在老师面前也能于停尸房中抑扬顿挫地背一首叶赛宁；被伏特加泡软了脊柱的年轻人，也能用寓言里的“草蜢”来比照自己的现实。而老人们往往求一个宗教意味上的“奇迹”（чудо），冻而复生的活鲤鱼对于叶莲娜而言就是如此，她的末路和鲤鱼骤然联系到了一起，于是她与鲤鱼一起求生、求自由、尊严和亲情，也在最后儿子把鲤鱼放生之后死于他的依偎。她在雷雨夜里见过被闪电劈中后燃烧的火树，对于随时能死于心脏病的叶莲娜而言，这棵树的燃烧，就是上帝告诉她应该如何生活的答案。附注：

饰演柳达的Алиса Фрейндлих同样出演过《办公室的故事》里的女强人，这个苏联时期留下的老演员身上莫名有着一种再难重现的气质，在圣彼得堡时看过她指导并担任旁白的话剧《战争与和平》，完全避开了娜塔莎这个关键角色，三小时的剧几乎是经历一次死生。她能再好不过地把生命的洪流放到方寸舞台上，鲜明重彩，更让人反复体味自己不得已的袖手旁观中那份孤独和美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