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欧洲

蜕变的信仰——记电影《欧罗巴，欧罗巴》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二战题材片。不同于过往我所看的很多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片子中，德国一味的狰狞的面孔，犹太人受迫害的悲惨命运，或是几个英雄般的人物，用其智慧与英勇的光芒点亮那黑暗岁月中的一丝光明。在《欧罗巴，欧罗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太少年，他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去，从故乡逃至苏联加入共青团，在被德军俘虏后，不惜抛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加入德军，还稀里糊涂成为德军的战斗英雄，成为希特勒所说的“未来的希望”。他绝不是一个所谓的无论身在何处都以自己的身份为傲，或者始终不背叛自己祖国与民族的有觉悟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渴望在硝烟与鲜血中存活下来的年轻人，在一些人的眼中，他甚至可被视为“投机分子”。他在纳粹的军校中行纳粹礼；他对这希特勒的画像高喊“元首万岁”；他试图将自己的包皮往上拉并用绳子固定住，来抹煞自己曾被实行“割礼”这一犹太民族的标志，去过上德国人的生活；他还爱上了一个崇拜纳粹的亚利安女孩；他像一个德国人一样坐在封闭的车上穿梭于犹太人隔离区内；他像一个德国军人一样，拿着刺刀刺向犹太人的木偶……他小心翼翼的隐藏在德军中，他也不曾真的杀害过任何犹太人或苏联人，隔离区内那神似母亲的背影也始终鞭笞着他的心，面对美丽的女孩在激情中渴望的眼眸，他却只能因自己被施行过“割礼”，因为她对犹太人残忍的无知的盲目的仇恨，无奈的将她推开。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只是，他太想活下去了。在联军攻入德国后，他终于无法按捺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举枪投向联军，但他身上的纳粹制服却又证明着他并没有经受他的犹太同胞的痛苦，他身上的制服恍若是他对犹太人身份的背叛……约瑟夫，是他所用的德国名字。直到在苏联军营内，面对着同胞的枪口，家乡同伴的一声呼喊，他才想起了自己的本名，一个犹如前世的名字——Solly，这一声呼喊就是对他的再一次洗礼，他，终于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了。犹太人，是一个背负了千年苦楚的民族。就因为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千年来，他们一直在辗转迁移躲避屠杀。犹太人，是聪慧的，是坚忍的，也因此，无论在何处，他们在一些人眼里，总是富商的代表，“无奸不成商”，因此在很多穷人看来，犹太人又是奸诈的，贪婪的，剥削的。虽然进入二十世纪后，世界开始走向平等，但在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反犹太人”成为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最具号召力与煽动性的口号，绝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激情澎湃的德国年轻人，聚集在高举这三大口号的希特勒的麾下。其实他们也只是想建立一个兴盛的国家，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来自教育的煽动，来自对国家盲目的热爱。当他们站在战场上为他们的爱国理想死去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野心家的祭品而已。当看到Solly为了存活下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该称赞他身为犹太人所拥有的“能屈能伸的智慧”，还是该怜悯他的软弱胆小。看这部电影时，我突然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本书其实还有另一个译名，那就是——“蜕变”。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关于人变成虫的荒谬的故事。主角从一个生活在工作压力、家庭负担下的一个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只需要妹妹喂食，蜷缩在角落中的虫。惟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复杂的情感和思想。由人变成虫，这是一种退化，却也是一种逃避的“蜕变”。突然觉得Solly就像这个人，在战争的压力下，他抛弃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退化”成了一只蜷缩在德国军队中，躲在阴影中自我保护的“虫”——Jupp。恍若精神分裂，在不同的身份与立场中挣扎，徘徊。当德国人将他那所谓的“德国侨民”的谎言听信后，将他当作亲兄弟一般关爱，当他看到德国人为自己的军队战败而哭泣的时候，他是困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犹太人”的名号，却能让他们变得如此残忍。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真的有着那么突兀的差别吗？当Solly在德国军校中，在所谓“如何识辨犹太人”的课堂上，被那自称了解犹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辨认出尤太人的教官唤出做教学范例，并最终鉴定他为“亚利安人”时，我想Solly应该也如屏幕前的我一样，在胆战心惊之余，感到荒谬而可笑。外貌、身材、动作根本就无法辨别出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惟一的标志就是犹太人出生后所施行的“割礼”，而这也是真正与其相随一生不可改变的标志。每日餐前的祈祷，丰收节时吃蘸着盐水的煮鸡蛋，还有对上帝的忠诚，是他们不可改变的信仰。但这信仰，在面对战争、死亡、颠沛、流离中，一次又一次被颠覆。在苏联时，Solly为了过好一些的生活，加入了共青团，而斯大林的共青团，是不可能让他崇拜上帝的。当另一个波兰的犹太青年人，斥责他抛弃上帝时他无话反驳，但是当那个犹太年轻人对着屋顶高喊“上帝赐予我们糖果”时，他们所得到的是一片沉寂。而当苏联那位年轻的指导员高喊“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时，透过天窗竟掉落下数以百计的糖果，孩子们争相抢夺。荒诞的情节，却告诉我们在苏联，斯大林已经被等同于上帝。原本的俄国人大多是信仰东正教的，而在革命与战争中，那虚无缥缈的神被遗弃了，拥有刚强力量与不可侵犯的威严的斯大林，被塑造成了新的“上帝”。斯大林，成为了他们新的信仰。而希特勒在德国所进行的也是一次树立新的信仰的运动。“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他相信神创造了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都为生存而斗中，本就是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希特勒不相信天主教，他在德国树立起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宗教信仰，由于当时德国的经济萧条与动荡，他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坚定的信徒。就连影片中Solly所爱的女孩Leni都认为自己应该为元首献去一个纯血统的孩子。年轻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也已如神一般的狂热。而在Solly看来，“宗教只是精神的鸦片”，即使在饭前再做祈祷，又有什么用呢？上帝并没有赐给他们安稳的生活，没有赐给他们鲜活的生命，当他在废墟中挣扎，当他在炮火中躲避时，上帝在哪里呢？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绝望，让许多人抛弃了原有的信仰，上帝恍若“戈多”，在人们无止境的等待中，变得烦闷，无聊而且缥缈。“我们是不是被戈多拴住了？”当人们开始怀疑、质疑、绝望而得不到回应时，他们不得不把希望转移到活生生的强权力量上。而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他们竟变成了当时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新的神。人类的历史上不乏造神运动，而在这一次又一次将活人变成神，然后维护这个活人神般的地位时，不知流淌着多少人的鲜血。从耶稣，到斯大林、希特勒，还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荒谬的闹剧，都是底层民众绝望后寻求新的拯救自己的力量而发起的。“上帝已经死了”，那我们只好造出新的上帝。而对于Solly来说，无论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不是他的神，对于他来说，活下去已经变成了唯一的信仰。他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他也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上帝不能归还他的家人，上帝不能让他活下去，他只能依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蜷缩在身份的阴暗处，像崩塌的山洞内的人，努力寻找穿过缝隙的一丝阳光。影片中有两处梦境般的场景，一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亲密共舞。这两位“人造神”为了彼此的利益，牺牲了小国的利益，结成了龌龊的秘密协定，但这不过是希特勒野心下的缓兵之计。一曲舞毕，斯大利和希特勒之间出现了一个斯大林的塑像，突然从中间裂开一分为二——两位“神”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还有一个场景，Solly梦见自己戴着纳粹的袖章，回到了家中，可家人对他都是一片漠然。轰炸机驶过，房屋颤抖，战争又开始了，家人惊慌的要他藏在壁柜里，壁柜里藏的另一个人竟是希特勒！“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关于希特勒有犹太人的血统一事相传已久，而在电影中如此画面，更是让人感到犀利的讽刺。在卡夫卡的《蜕变》的结局中，当主人公听到一直喂养它的妹妹说：“万一这条虫从头到尾都不是哥哥呢？”时，他知道自己将被全世界所遗弃，没有了承认他的家人，他也真的不再是一个人。拥有虫子躯壳的他，在人们的遗忘中死去。所幸，还有人能够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中认出Solly。当苏联人不相信他是犹太人，当他将要被同胞报复的枪口打死的一刻，幼时的同伴的一声呼唤，他从德国人的Jupp变回了Solly，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当Solly有了孩子的时候，他略微犹豫了一刻，却还是给他的孩子实施了割礼。这是他对自己民族的最终的认同。认同来的是如此不易。尤其当这认同仅仅为血缘信仰所维系时，却也变得更加脆弱，甚至荒谬。其实犹太人还是幸运的，毕竟信仰是一种支撑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力量。而我们呢？现在的中国才真正是一个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年代。或者说长久以来我们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信仰，有的仅仅是对天子强权的崇拜。皇帝说灭佛我们就灭佛，皇帝说尊道尊儒我们就遵道尊儒，哪怕是玉皇大帝，也是天庭中的皇帝。而到了今天，没有天子，我们的信仰又在何处呢？还好，中国不是一个需要信仰来“识别”自己民族的民族。

     影片《欧洲，欧洲》出自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之手，虽然影片主人公为男性，但是影片无不透露出女性对政治、宗教、生命的独特视点。在对“女性主义电影”进行概念界定的时候，李毅梅认为：“‘女性电影’是指电影家们（主要是指导演与编剧）在创作中自觉地（或’自为地’）探讨女性意识，大量娴熟地运用女性特有的创作、表达方式，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及对女性生存的压抑，以崭新的人文观点和全新的美学理念，鲜明地颠覆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创作方式来拍摄的电影。对照上述对于女性主义电影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说所有女性导演所拍摄的影片都属于女性主义电影的范畴，而应当在影片中输出女性的独特视角与态度，与其他女性主义影片不同，《欧洲，欧洲》选择的是有关种族、战争重大题材的表述，但是明显与男性视角下的表述有所不同侧重。    影片紧紧围绕犹太男性进行“割礼”而在纳粹被迫害的艰苦岁月中始终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展开。女性非常接近身体本身，而忽视了与身体应有的距离，而男人首先认同的并非是身体本身，而是其他的意指系统，正是因为女性对身体的这种无间的认知，才促使霍兰从男性身体本身出发来定义主人公的身份，尽管主人公所罗门受命运捉弄，雅利安人、共产主义、苏联共青团员、希特勒青年队队员等身份被强加在其身上，但是身体本身却一直提醒着所罗门自己的真实身份是犹太人，“割礼”成为困扰他一生的事情，霍兰对于身体的认知是敏锐的，影片中所罗门曾试图用扎线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体构造，使得性器官与其他希特勒青年队队员别无两样，但是终究只是线下生成的一滩脓水，因为无法改变“割礼”带来的确定的身份，在面对心爱的女孩热切的渴望时却只能将她一把推开，而背负一个阳痿无能的骂名。霍兰对于身体本身的探究并未就此停止，在德国军校中老师哥得克那堂如何在第一时间鉴别犹太人的课程让观众在惊心动魄之后又觉得啼笑皆非，导演对于身体的关照甚至动用了各种度量的金属器具，包括测量脑袋的长度等等，而最后的结论却是所罗门系雅利安人。在对于女性欲望的认识上，女性的性发展始终是在男性欲望的压抑下而产生的，由于自己缺失男性器官而产生苦恼、嫉妒乃至焦虑，女性的欲望只有在被动接受男性器官的意义上才能够被满足。从这个层面上说，影片中女性欲望始终是未能得到舒展的。售票员巴西亚小姐体态丰满圆润，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巴西亚给受众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感觉，影片八分十五秒时导演对巴西亚的挣扎的小腿做了特写处理，当所罗门抱起巴西亚的时候，一只手卡在巴西亚的丰满的胸下，另一只手则高妥巴西亚的臀部。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模式中，男性先验性地被设定为主动地、进攻性地存在，在上述所罗门和巴西亚的相处中就能看出。在最初，所罗门对于战争的意识很模糊，甚至持有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战争的开始可以使得警察的注意力转移，不再关注于所罗门骑自行车闯祸的问题，巴西亚是所罗门第一个爱上的姑娘，在影院里他下意识得将手抚摸巴西亚的后背，眼睛也目不转睛得盯着巴西亚，由于战争才只是刚刚打响，这时战争对于所罗门性的原欲还没有过大摧残，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巴西亚和所罗门被迫分开，再到战争的进一步激烈，所罗门原以为可以和列尼沉浸在爱情中暂时逃避战争的苦恼，但是自己已经因为这种种族歧视战争而磨灭了原始的性欲，一方面他无法满足列尼因为自己已经做了“割礼”，而另一方面他因为列尼对犹太人愚蠢而盲目的仇恨给了列尼一个耳光，从最初所罗门进攻性的男性特征到畏首畏尾的拒绝逃避，作为女性导演的霍兰无疑在潜移默化中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需要注意到的是，导演霍兰的父亲是犹太教徒，导演出生于华沙，曾先后学习于米洛斯福尔曼、扎努西、安杰伊瓦伊达，《欧洲，欧洲》是根据真人真事改变，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出了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德国曾拒绝选送影片《欧洲，欧洲》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在霍兰的该影片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是以配角出现的，而主角是男性，战争成为男性暴力话语的极端体现，这完全是男性的杀戮本性使然。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向是“男性题材”，而众多女导演被束之高阁。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兴起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一些女性导演对于战争题材的解读有了新的看法，与其说是对战争场面的描述，莫如说对于和平主题的向往，1990年上映的这部《欧洲，欧洲》承载了女性对于和平的渴求，无论是为了求生的主人公所罗门的刻画，还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人造神希特勒，都表达出霍兰对于超越宗教追求和平的体悟。影片中所罗门曾梦到自己带着纳粹的袖章回家与家人团聚，家人在吃盐水鸡蛋对所罗门非常漠然，一阵敌机狂轰乱炸后所罗门被人拉回躲在一个橱柜中，而在橱柜中躲藏的另一个人则是希特勒，相比我们每个人对希特勒的原始印象都是如此：，影片梦境中对于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有这样一种戏谑的阐释：“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而对于希特勒的父亲系犹太人的说法自古有之，比之影片主人公所罗门掩盖身份苟且生活的事件对于希特勒酿造的滔天大罪导演也有意在影片中调侃一番。这是一场关于战争的冷笑话，但在特殊年代里当事人身上，则是命运。导演霍兰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也思考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主人公所罗门的困惑何尝不是导演自身的困惑呢？当所罗门加入斯大林的共青团时，就面临着是否要信奉上帝的艰难抉择，一位犹太年轻人对所罗门的背叛嗤之以鼻，当他高喊：“上帝赐予我糖果”时，却是最尴尬的时候，而苏联年轻指导员说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的时候，却奇迹般地自天窗飘下糖果，孩子们沉浸在得到糖果的喜悦之中。虽然影片并没有揭示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以科学的眼光我们可以推导出，斯大林不是神，希特勒也不是神，只是上帝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求，人们开始想尽办法自我欺骗，糖果事件必然是人为安排好的，在这种强大的召唤力下，人丧失了本能的品性，打着爱国的幌子做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思考，是一重大命题，这让我不由想到在2012年由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同样也有对这一命题的反思，安西满曾问神父梅甘：“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在生存面前，信仰理想都是假的，唯有自己救赎自己。或许有观众认为所罗门是投机苟活者，也有人认为所罗门能屈能伸智慧地保全了性命，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其中有一个片段当所罗门举枪被希特勒部队的队友呵斥对犹太人开枪时他迟迟不能，他并无心伤害自己名族的同胞，同样，每个人的生命都没有被漠视的权利。女性导演的加入，是对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的电影世界的补充和调节，女性导演有着男性导演所无法亲历的生命体验，高明的女性导演跻身于主流电影中，巧妙地利用常规和传统，但却蕴含女性特有的情感细腻之处。片头39秒钟的时间里，影片男主人公就出现，一个带着纳粹袖章的年轻男子在水下奋力向观众的方向游，后来一个人拽他，这个人正是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拽着他游向了观众的相反方向，直到黑屏切入，字幕渐出，主人公仿佛是挣脱无边的梦魇， 水下扭曲变形的脸让人看出他内心的狰狞，当通观此片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开头，便明白短短的几秒镜头却涵盖了整个故事，一个本我战胜自我的故事，也是一个身份追寻的故事。但导演霍兰并没有跳出常规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欧洲，欧洲》无疑为女性主义叙事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这与早期约翰斯顿提倡的一种挑战狭隘传统，但同样具有娱乐功能，与先锋电影、左翼电影结成联盟的对抗电影模式截然不同。女性主义电影发展至今，最终目的是要跨越二元对立，女导演对于重大题材的把握，有不同于男性的视角，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女性话语不是男性话语的延伸，也不是没有尊重的独立存在，女人可以很好地谈政治，谈战争，《欧洲，欧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1925 年 4 月 21 日，所罗门·佩雷尔（Solomon Perel）出生在德国北方靠近汉诺威的城市 Peine。他的父母是从俄罗斯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父亲经营着一家鞋店，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所罗门在德国度过了田园般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家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六口生活的无忧无虑。因为是移民家庭，父母要求 4 个孩子在家里只能说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的一种，大部分是犹太人使用），出门之后才可以说德语。 但随着阿道夫·XTL在 1930 年代上台后，佩雷尔和他的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纳粹上台后，德国开始系统性地迫害在德国的犹太公民。根据佩雷尔后来的回忆： “这是我最痛苦的童年经历。因为有人认为我与众不同，所以我被野蛮地开除出了学校。” 纳粹开始颁布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法律，禁止德国人去犹太人的商店购物或是禁止犹太人享受社会福利。1935 年，佩雷尔父亲的鞋店被抢劫。佩雷尔在学校的生活也不好过。作为学校里唯一的犹太人，学校根据新的纳粹法律将佩雷尔开除了学校。

小时候的所罗门·佩雷尔（前排中间）。1933 年阿道夫上台时，他将近八岁。

1936 年，佩雷尔一家逃离德国，投奔在波兰的亲戚。 但好景不长，3 年后的 1939 年 9 月，德军入侵波兰后。纳粹把在德国种族隔离的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在波兰实行，在波兰规划了犹太人隔离区。他们一家也被赶了进去。 就在入侵波兰的前一年，1938 年 11 月，德国各处的XTL青年团和盖世太保和德国党卫军的人，走上街头，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大批的犹太人在家中被捕，随后被送往集中营里。具体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有 3 万多名犹太人被抓。 事件发生后，德国入侵了波兰。在波兰的犹太人也人人自危。他们害怕犹太人隔离区只是纳粹狂杀犹太人的前奏，等纳粹在波兰建好集中营后，他们的命运就会终结在集中营里。 佩雷尔的父母意识到，隔离区是一个你活着进入，但不知道能不能出来的地方。父母让佩雷尔的哥哥和他逃出去，去到苏联控制的波兰东部。没准在那里兄弟俩还能有生存机会。 俩兄弟成功从犹太隔离区里逃了出来。在路途中，佩雷尔和哥哥走散了。最终他来到一家苏联经营的孤儿院，在那里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哲学的思想。 希特勒入侵苏联控制的地区时，他才 16 岁。 纳粹入侵的那天早上，孤儿院里的所有孩子都还在睡梦中。他们被老师从睡梦中叫醒，并被告知德军马上就要攻进来了，让他们赶紧往东跑。 --- 佩雷尔和逃难的人一起逃到了达明斯克的郊区，在那里被德军发现。 德军在空地上把他们一群人包围了起来，命令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个一个询问：“你是犹太人吗？” 那是佩雷尔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据他回忆，“我知道，如果我说实话，我将立刻面临死亡”。 兄弟俩刚从犹太隔离区逃出来之前，他的父亲告诉他：“永远不要忘了你是谁”，他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母亲嘱咐他，“去吧，你必须活着”。 佩雷尔回想起父母跟他说过的话，他决定了，他要活下去。 轮到他了，一个德军士兵站在他面前，命令他举起双手，问道：“你是犹太人吗？” 佩雷尔说：“不，我是德国人。”

1941年:佩雷尔（右）被捕后坐在德国半履带车上

可能是他坚定的语气，那个士兵相信了他，而且并没有让他脱裤子检查是否接受过割礼。（每个犹太男婴出生后 8 天会举行“割礼”，这是纳粹辨别犹太人的一种方法） 佩雷尔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因为他精通俄语，德语和波兰语，他被德军军官吸纳到军队里，并成为纳粹的一名翻译。 加入纳粹青年团 从 1941 年加入德军，他就不再是所罗门·佩雷尔 (Solomon Perel) ，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约瑟夫·佩雷尔（Josef Perjell）.

所罗门·佩雷尔（中）与XTL青年团的其他成员。

有一次，德军在战场上俘虏了大林子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 (Yakov Dzhugashvili) 。审讯期间，他担任雅科夫的翻译。流利的俄语和德语，在审讯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给当时的德国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佩雷尔（左起第三位)，担任冯·明楚上尉和苏联军官之间的翻译。

虽然佩雷尔确实在大林子儿子被捕时在场，但不能确定这张照片是否描绘了那次事件。 作为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佩雷尔在军队里的每一天都可能被发现。他好几次试图逃回苏联，但每次都没有成功。由于他还是未成年人，佩雷尔不能继续留在军队里。可惜的是，他被纳粹看中，希望继续培养，随后他被送往 XTL青年团。在那里他继续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所罗门·佩雷尔 (Solomon Perel) 的XTL青年军名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约瑟夫·佩雷尔 (Josef Perjell)” XTL青年团是专门为XTL培养的未成年纳粹士兵。根据佩雷尔后来的回忆说：“我患有精神分裂症”，白天我是一个想要赢得战争胜利的德国青年，我唱着反对犹太人的歌曲，高喊‘元首万岁’。晚上，在床上，我因思念家人而哭泣。” 4年来，佩雷尔一直不敢使用真名。为了生存下去，他不再吃犹太洁食，不再相信上帝。为了活下去，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德国人”。 在XTL青年团里的每一天对佩雷尔都是一种煎熬。每天都担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被发现。每一次洗澡或是体检的时候，其他的德国人都可能会发现他接受过“割礼”。 有一次沐浴的时候，一名军医曾试图性侵他，发现他是个犹太人。奇怪的是，这个军医并没有告发他。 “他没有告发我，应该是害怕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被揭发。我知道他的秘密，而他也知道我的秘密。” 自那件事情之后，这名军医就非常照顾他。佩雷尔之后的体检都会帮他体隐瞒。  从 1941 年到 1945 年，佩雷尔一直都在XTL青年团里接受训练。 等到成年之后，他被派往前线。这时也接近二战的尾声，各地接连接到纳粹战败的消息。佩雷尔所待的部队也不例外。 

佩雷尔在XTL青年团，与朋友们打雪仗

佩雷尔跟随着部队去往了前线。 1945年4月20日晚上，在他20岁生日前夕，佩雷尔被美军俘虏。 一个穿着纳粹制服的犹太男孩囚禁在美国的军队里。 佩雷尔本来打算告诉美国人，他不是德国人。但是没过 2 天，美国人就释放了他。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他还是未成年，待他签署了一份不会对美国人使用武器的声明之后，美国人释放了他。 是否真被纳粹洗脑？ 事实上，佩雷尔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从隔离区逃出来前，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943 年的圣诞节假期，他曾乘坐火车前往波兰的罗兹。他在城里四处游荡寻找亲人。在大街上佩雷尔看到的是装满犹太人尸体的手推车。多方的打听，他也没有找到亲人的下落。 美军释放之后，他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继续寻找父母的消息。经过多次询问，他终于知道他的哥哥已经结婚，并且住在德国的慕尼黑。佩雷尔随即搬到慕尼黑和他一起居住。 从哥哥的口中得知父母和姐姐已经在大屠杀中丧生。他的弟弟大卫还活着，而且在巴勒斯坦。佩雷尔决定前往以色列。 二战结束后 1948 年，佩雷尔曾在苏联军队担任过翻译。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准备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他的好运好像还没有到来。就在他到达以色列后，以巴战争爆发。他加入了以色列军队，直到次年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他于 1959 年结婚。婚后成为一名胜任，经营一家拉链厂。结婚之后他尝试忘记战争留下的阴影。也没有过多和别人提起自己在二战期间在纳粹服役的经历。  △ 然而，80 年代，在一次突发心脏病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公布出来。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 -- 《我是XTL青年所罗门》。这本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欧罗巴欧罗巴》(Europa Europa)，于1990年首次上映。

1959年：佩雷尔和他的妻子

佩雷尔先生（右）在二战结束后担任苏联军队的翻译

在回忆录里，佩雷尔讲述了同时拥有犹太人和纳粹身份的不易。战争结束后他还和XTL青年团的同事们保持联系，他说他认为他们是朋友。后来他还曾给他们写信，承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他说： 他们说：“收到我的信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质疑纳粹的思维方式”，我想深入他们年轻的心灵深处，帮助他们独立思考，看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直到今天，我的身体里还有两个灵魂交织不清”。 在XTL青年团里为了活命，他曾努力“忘记”自己纳粹人的身份，但战争结束后他却刻意“遗忘”身上纳粹的影子。  可能就像他离开时父母说的，“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但要“努力的活下来”。看似完全相反的两句话，却解释了战争时期老百姓的不易。 2023 年 2 月 2 日，佩雷尔在以色列的吉瓦塔伊姆逝世，享年 97 岁。

佩雷尔（中）与XTL青年学校的一些同学会面

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是什么体验？影片《欧洲欧洲》的主角Solly恐怕最有发言权——但这个生日没能给他带来好运，反而让他的人生变成了一场随时可能被揭穿的谎言。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经历，豆瓣7.7分（1.6万人评价）不算爆款，却拿下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可见质量过硬。但我看完最震撼的不是那些惊险的逃脱戏码，而是影片对一个核心问题的逼问：当生存逼迫你戴上面具，你到底是谁？Solly的经历荒诞到离谱：他既是苏联共青团员，又是德军战斗英雄，还是希特勒青年队的骨干。他跟着纳粹喊口号、训练，甚至对一个雅利安女孩动了真心——但裤裆里的割礼疤痕随时可能把他送进毒气室。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没有用苦大仇深的方式拍，反而用了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节奏，让观众和Solly一起体验那种“随时穿帮”的窒息感。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一场戏：Solly在希特勒青年队体检，医生就差掀开他裤子检查了。有意思的是，他硬着头皮编瞎话，结果医生因为同情他“没有父亲”竟然放过了他。这种巧合在现实中真实发生了——原型的所罗门·佩尔甚至亲自在片尾客串了成年的自己。你不得不感慨，历史的荒诞往往比剧本更离奇。但影片没有停留在“主角光环”的爽感里。它真正狠的是刻画身份焦虑：当Solly穿起纳粹制服，他会不会在某个瞬间忘了自己是谁？当他说着反犹言论时，心里有没有一丝认同？这种精神分裂般的折磨，结尾那个镜头我至今记得：Solly在战后找到哥哥，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行割礼。这个动作掷地有声——他漂泊半生，用无数谎言保命，最后用最原始的民族符号告诉观众：我可以假装成任何人，但我终究是犹太人。有人说这片子节奏太散，巧合太多。但我想说，真实人生本来就没有教科书式的工整。当你和一个夺命不眨眼的恶魔共享生日，你还能指望什么逻辑？《欧洲欧洲》的价值不在于拍了一场精彩的逃生秀，而是让每个观众问自己：如果是我，我能守住那个真实的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