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风暴

船名：亚拉巴马号，型号：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舷号SSBN-731 ，1981.8.27 开工建造，1984.5.19 首次下水，1985.5.25 正式服役，母港：华盛顿州班戈海军基地。俄亥俄级数据：水下排水量：18750吨 水面排水量：16764吨 艇长：170.7米 艇宽：12.8米 吃水：11.1米 发动机功率：44.8兆瓦 水下航速：24节 经济航速：19节 自持力：70天 艇员：155人 潜深：240米 鱼雷发射管：4具 弹道导弹：24枚 现役数量：18艘 建造数量：18艘 反应堆：1座S8G型压水堆 发动机：2台蒸汽轮机，44800千瓦 推进器：单轴 Ramsey 船长在起航前的那段话中说“我们带着最厉害的杀人武器过去......我们能发射战争史上最强大的火力”俄亥俄级潜艇，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始于冷战时期，是美国海军的杀手锏，同战略空军，陆基弹道导弹一同构成了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上携带的24枚导弹，336个分弹头可以在半小时内摧毁对方200～300个大中型城市或重要的战略目标。 这样的威力，自然使它的舰长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而当这个人可能会因为固执己见而引发毁灭世界的核战，作为副舰长的你该何去何从？这是我最喜爱的潜艇类军事题材电影。不同于以往同类电影，真正的威胁不来于外部，而来于自身。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Ramsey舰长为代表的实战派军官，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富于勇气，但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所需要的只是执行，而不是思考。毁灭对手就是胜利，这是他的观点。Hunter所代表的新派军官，出身名校，理论扎实，作风严谨，同Ramsey不同，他认为在核战争里没有所谓的胜利者，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这样的两个主角，构成所有潜艇电影里最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男人的戏。除了刚开头电影里Hunter女儿的庆生聚会，几乎没有更多关于温情的元素，而当即将出征的将士们与家人惜别场面，让我想起那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喜欢Ramsey舰长在雨中的动员，军人的豪情，战士的骄傲，一群铁血男人的魅力，那一刻，尽显无疑。“它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名字，亚拉巴马！”一直以来关于男人的眼神，有很多种描述，比如深邃，比如痴情，比如忧郁，比如阳光。一直以来，关于帅男人的描述，都只会用“花样美男”这样的词来形容。如果你认为那是对的，那么你应该看一遍这部电影。曾有球迷送鲜花给西班牙老帅阿拉贡内斯，老人家勃然大怒，认为侮辱了自己男儿气概。从此，我不再将西班牙称为阿斗，不再视其为软蛋，因为一个男人的骄傲。而今年夏天，拒绝了鲜花的老帅，和他的球队赢得了冠军奖杯。鲜花留给女人，阳光留给孩子。暴雨危厦，怒海狂涛，那才是男人的舞台。就像在朝阳中出征的亚拉巴马，万里海疆，劈波斩浪，是何等豪迈！金.哈克曼，看了他，方才知道男人的魅力真的不在脸蛋，真的不在乎年龄，结尾处，叼着烟，走过狭窄的走廊，举手回礼，几个动作就将一生戎马的上校刻画的入木三分，值得一提的是，金哈克曼自1946年起，在海军服役六年。片中的Ramsey上校将一生都给了海军，海军是他的一切，除了海军和他的“BEAR”，一无所有。珍珠港的阳光下，他走了，带走了金戈铁马的记忆，也带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Hunter，我见过的最帅的海军军官。坚定如铁的目光，执着无畏的决断，MAN！影片中关于Hunter被“解救”出那一段十分精彩-----“长官，我决定加入你这一边”，下属简单的一句话------在危难时刻，要怎样才能让其他一群男人甘愿追随你，奉你为领袖，赴汤蹈火？《拿破仑传》中描写从地中海小岛上逃走的拿破仑在法国南部遇到波旁军队，他走上前去，敞开大衣，说“如果你们想杀死自己的皇帝，那么就开枪吧！”，数万法军没有杀死自己的皇帝，反而掉转枪口，效忠于他的麾下。我想，总有那么一些男人可以做到，他们信仰坚定，他们就是别人的信仰。比如拿破仑，比如华莱士，比如亨特。如果问我，“黑白配”的定义是什么，我会回答你，丹泽尔穿上海军军装，那就是最精彩的黑白配。HANS ZIMMER的音乐是本片一大亮点，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一座格莱美奖，也确立了他今后的创作风格。大开大阖，激情澎湃。全片120分钟绝无冷场，紧张激烈的剧情，快速推进的节奏，设计巧妙的对白，电影里两个男人的对决，电影外两大高手的内力比拼。如果你是个MAN ，如果你喜欢真的MAN，那么看这部电影吧。

虽然故事纯粹虚构，但导演要的不过是那种制造千钧一发的状况，让美国人YY一下拯救世界也没多大关系。所以这里讨论的不是影片中核战争阴云密布这种背景交代的真实性，而是当事者在关键时候的选择问题。很好奇地看到有人认为丹泽尔等人是叛变，理由居然是他们反对顶头上司，甚至还强行解除了该上司的职务。影片里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根据美国海军战斗条例，核武器的使用是必须经过明确确认的。这应该在每个有核国家都是共识，尤其是在两个当年都有能力独自摧毁整个地球几十遍的核大国中更是如此。别看法国人叫嚣先发制人的核政策，但在明白人眼中，核武器的最大功效不过是无与伦比的威慑力，吓吓强大的敌对者别打自己的主意而已。现在的核战争是地球人打不起的，这早在冷战时期就是共识。看看60年代初，一心想当老大的苏联人被美国人死死按在老二的位置上，辛辛苦苦偷运核弹到古巴想威胁下美国人的后院，结果策划不周，行事不密，被美国人反吓一下，一炮没敢放，乖乖地撤回国内。针对同样是有核国家的核进攻，在军事上是必然的核报复（如电影里的敌对国——老毛子，以老毛子有仇必报，没仇也要结的秉性，要是真被打痛了，人家都不用向美国本土发射，直接在自己领土上引爆核弹，直接轰穿地球，全世界一起玩完）。而针对无核国家动用核武器，更是要面临政治和道德上都背不起的谴责，因为不仅是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基础，而且整个人类的普世价值观都将会被完全摧毁。而且，在明知新的命令已经下达但没有接收到的情况下，贸然引发核战争，即使对方肯吃这么大亏，死难的数百万人也是不是事后军事法庭一个终生监禁或者畏罪自杀能弥补的。此外，影片中也介绍了，如此重大的任务，已有数艘核潜艇同时出动，要是亚拉巴马号出问题没能完成任务，还有其他几艘核潜艇呢。制止核弹发射并摧毁核基地这种大事，在有N多选择的时候，还要把宝都压在一起，这种决策层可能领导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大的海军吗？这是实情不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当时核弹绝对不是必须发射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慎重，在数百万无辜者的生命面前，这时候不动脑子想想，武断地说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完全是扯淡！你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军人，你首先要服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其次才是上级命令，这点必须认清楚！莎士比亚说的“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第一个理由就是“多么高贵的理性”。星爷演的草根都懂，思想都没有的人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莽汉和奴才才不管这些。正如舰长所说，他认为最好的军人是完全不受政治约束的军人。诚然，历史上无数的案例显示，政令总是给军人束手束脚，就美国来说，要是当年美军不受华盛顿那帮政客严禁扩大战争规模政令的干扰，韩战和越战绝对不是后来的结局。打赢永远是热血军人理想，对于一场战斗或者战役来说，不惜一切代价的确会增加打赢的筹码，这毫无疑问。但是对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胜负天平上的筹码就不能这么码了，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更是毫无疑问的。优秀的统帅还应该顾全大局，考虑能否承担后果，要知道民心向背才是赢得一场战争最重的筹码。对于生长在中国的人，这条真理应该不用解释。对于奴才，其面前只有主子。自然不懂什么是制度和法律，更不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普世价值，也不懂得人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他只知道出了事情有上头顶着，说白了是变相推卸责任。尤其是军事条例，往往是用无数前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历史上不遵循军事条例造成的血淋淋案例数不胜数。请不要用在奴才国家的那一套去揣度民主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严肃性。法治建设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所以这部电影对我们来说，有相当大启示意义。

电影《赤色风暴》的背景是苏联叛军占领了苏联的核导弹基地并破解了核发射密码，叛军要求西方解除对苏联的制裁并威胁向美国和日本发起核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立即派出多艘核潜艇前往苏联，确定叛军准备发射核导弹后先一步发起核打击。故事就发生在其中的一艘核潜艇——阿拉巴马号上。阿拉巴马号核艇可以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理性系统组织，组织有着具体的目标——完成核打击的军事任务；组织架构也非常明晰：具有专业化的岗位设置和组织内部规则、等级制度非常规范、组织成员具备各自的专业技术。这种典型的科层制组织具有正式性、规范性、严密性、合理性的优势（韦伯，1998），对于一个国家军队来说这些特点也是保持正常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在核潜艇这个组织中，传播的网络是轮式传播网络，即以舰长为核心的总控制室作为组织传播的核心，一切指令由此发出，而一切消息也反馈到此处。轮式传播网络的优点就是信息传递速度快、信息传递精确度高、控制程度高（米勒，2000），这三点恰好是在战备状态下的一个军事组织所最需要的，而其传播的缺点，如开放程度低、成员满意度低等，由于军队本身严格的纪律与等级制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组织内传播的模式主要是垂直下行传播，整个潜艇中任何的动作都是舰长在下达命令，下边的人在执行，舰长在整艘潜艇里可以说掌握着最高权力，他与士兵们之间的传播可以说是霸道的专权命令式的传播，缺少沟通、没有解释、而基本也不需要反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军队中下级对上级必须是无条件的服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舰长自身的性格特点决定的。舰长拉姆齐是一个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实战派，他极度自信，也善用“铁腕”手段治理他的军队。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所需要的只是执行，而不是思考。对于战争的观点，舰长则认为摧毁对手就是胜利。 而新上任的副舰长亨特则对战争和领导权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年轻有为，哈佛毕业，有着扎实的理论和新派的作风，他认为在核战争里没有所谓的胜利者，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军队所要做的是去防止战争的发生而非挑起战争。舰长与副舰长的直接冲突正是影片着重表现的面临核威胁时候核艇内部传播遇到的问题，而产生这一摩擦的重要原因正是个性特点迥异的正副舰长秉持着不同的价值观。一切冲突的开始都在于对一封未完全接收的电报的解读。航行中的阿拉巴马号接到国家军事中心传来的紧急命令：叛军可能已经准备发射核导弹，阿拉巴马号应该作好核攻击的准备，等待最终发射的确认命令。但是核潜艇的通讯设备遭到一艘不明敌意舰艇的破坏，最终的指令电报只接收了一半，上面只有“导弹发射……”。通讯设备的毁坏可以说使得阿拉巴马号与外界彻底地隔绝了，处于一个全封闭的环境之中。信息传不进来，也带不出去，决策却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压力全部集中在了核艇的领导者的身上，在这样一个等级分明、制度严谨的组织中，普通士兵恐怕是难以参与决策的制定的。究竟是应该发射还是取消发射，舰长和副舰长之间产生了分歧。舰长认为必须做到先发制人才能遏制住敌人，颇有“宁可错杀”的决心。而副舰长则认为事关重大，必须清楚确认电报的真正命令后才能做决断，决不可“滥杀无辜”。当舰长命令副舰长重复自己发射核弹的命令的时候，副舰长回以无声的抵抗。舰长怎能容得了自己的权威被质疑，愤怒下令舰务长逮捕副舰长，而副舰长则根据《海军法》的相关规定罢免了舰长的职位。这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正是美国相关法律中为了防止平衡权力而特地加入的，这也是之所以舰长没有“一言堂”地下令发射核弹就使得故事结束了的原因，而副舰长正是依靠法律依据才能与舰长进行抗衡。在舰长与副舰长的冲突中，副舰长一直试图去跟舰长分析情势，讲明道理，是属于积极传播的一方。舰长的应对却是消极的，他对副舰长的建议充耳不闻，固执己见，使得双方的传播陷入了僵局。语言上的沟通无效，必然就要诉诸武力上的行动了。我们看到舰长与副舰长之间先后上演了多次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大戏，为的就是掌握核导弹是去是留的权力。当然仅靠他们二人无法上演这么激烈的戏码，他们必须争取手下的从士兵到武器官各级成员对自己的信任，通过与下属的沟通与传播，说服他们站到自己的身后。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舰长与副舰长实则也是通过不同的文化符号来彰显自己的权力，以吸引他人的支持。组织文化的作用可归结为规范作用、导向作用、鼓励作用、发散作用、协调作用、提高质素作用（宋海燕，2011），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重要部分。文化的外层表象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总是以特定的方式与其深层价值相关联（沙因，2004）。在这艘阿拉巴马号上，分明的等级、严谨的制度都是核艇内部文化的外在表现，但其背后是整艘潜艇上的成员对文化的认同。在这艘阿拉巴马号上，一贯的组织文化其实都是由舰长来制定的，核艇内部的文化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是舰长权力的至高无上，而舰长展示自己权力的方式就是以他的雷厉风行的自信处事、对制度规范的坚持与尊重以及对下属的严厉教育。这样的组织文化是舰长有效管理好整艘核艇的一种隐性控制策略（谢静，2006）。对于下属，舰长采取的是强压手段：任何人觉得承担不了这个战争的压力，可以马上离开潜艇（其实就是让他们去死）。舰长曾这样告诉副舰长：“外面那些水兵只是孩子，他们受训来做可怕、不用思考的事，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唯一保证，是来自他们相信上面的命令统一。那意味着我们不在艇员面前，质疑对方的动机，那意味着我们不偷偷伤害对方，那意味着，在导弹演习时，他们听见你的声音紧跟在我之后，没有迟疑。我们在这里是来维护民主，而不是练习实行民主.。” 副舰长的出现正是要颠覆这样的组织文化，他要来实行民主。与舰长截然相反，他在士兵面前表现出来的是那么平易近人、通情达理。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另类的符号展示着他的权力，这是一种柔性的权力，对许多士兵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对士兵的鼓励，是站在人的角度、士兵的角度，正面激励队员的积极性、要他们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承诺。他告诉焦躁的无线电修理兵：“你必须要肩负起全人类生死的责任。”使得他透彻理解任务的重要性，调动起他的积极性。当声纳室的士兵因为漫画好坏评价之事与一名士兵发生了冲突，副舰长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批评，赢得了他的信赖。这一切都为他后来夺取核心权力埋下了伏笔。千钧一发的时刻，无线电总算恢复，最终的命令是终止发射核导弹。副舰长是正确的，他胜利了，这也似乎像是民主实践的胜利，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它只能保证过程的正确性。 所以即使副舰长看起来多么正义凛然，舰长的决定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然影片没有给一个不好的结局，否则不是给了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狠狠的一拳吗？参考文献：[1] 凯瑟琳•米勒(2000):《组织传播》，袁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 马克斯•韦伯（1998）：《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3] 宋海燕（2011）：“组织文化的研究论述”。《学术交流》2011年第1期。[4] 沙因（2004）：《企业文化生存指南》，郝继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5] 谢静（2006）：“组织文化:隐性控制的策略与困境”。《今传媒》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