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

   说起“七七事变”，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起的——潘毓桂。 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也就是川口淑子）的义父。 在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记录了战后潘毓桂面对国民政府审判官员的自辩。潘果然是才子，在审判过程中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毫无愧疚之色。他认为，自己所谓的做“汉奸”，是做的很有立场的。 这个立场，就是自己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指点日军在南苑重点攻击薄弱的学兵团驻地，也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 在他看来，他周旋于宋哲元和日军之间，是真心为华北谋一条出路。潘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对北方鞭长莫及，而阎锡山封建落后，都无法给二十九军和华北民众撑腰。华北当时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全面合作，也就不会有日后的八年战争，可以和平发展，与日本共荣。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与日本合作，使得华北成为一个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中国模范地区，为日后整个中国的开化而树楷模。所以，他如此奔走两军之间，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乃为民族大义。 他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使二十九军反日势力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实现自己的伟大政治理想，所谓卖国，其实是爱国。 而潘毓桂的一番说词，在当时竟引来不少人的共鸣。甚至有人写信给国民政府，称潘毓桂虽误入歧途，但终是名流，本心可嘉，被捕后不卑不亢，大有国士之风，当恕而用之。 这些中国人都忘记了，正是由于潘毓桂的出卖，在团河增援的一三二师的两团弟兄全军覆没，也都忘记了，南苑之战中惨死在日军刀下的学生兵们。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一打响，日军炮火就集中于南苑南阵地附近的学兵团驻地。随后，日军便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残存的学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副军长佟麟阁率教导团赶来增援之前，几百名学兵已死于此役，伤亡十倍于日军。 这些死在肉搏战中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投笔从戎，而学兵团的主官也是黄埔军校北平分校的学生。当日军向他们扑来时，他们领到枪才刚刚几个小时！ 也许他们太年轻，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国士”的风度和深谋远虑，所以尽管他们很多人连敌人炮弹来袭时该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十条中国学生的命换一条日本兵的命。他们换了。 现在，那场学兵团白刃战的详情已不可考，但有两点是值得我们记住的。 第一，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后退，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少帅几十万大军从关外跑关内的日本兵，在他们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第二，他们的牺牲只不过使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几个小时而已。 几个小时，几百条宝贵年轻的生命，十比一的代价，值么？ 当时中国有几个大学生、中学生？其实宋哲元舍不得让他们当兵，所谓学兵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二十九军未来的地方干部。他们的驻地在南苑兵营的南部，也是日军攻击可能性最小的地方。 他们也都是才子！或许如果他们活下来，会出新一代的鸳鸯蝴蝶派，也会有人成为梁思成、巴玉藻那样的人物。 可是，他们却死在了南苑这块土地上，如同轻烟消逝，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学兵团一千七百人，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六百人而已，战死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的。 也许，仍会有人谈起潘毓桂，谈起他的诗，他的画，他对李香兰无私的父爱，甚至于他的伟大理想...... 但是，永远地，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学生的名字了，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 或许，现在，还会有那么一拨炎黄子孙为了这群学生勇士姓国还是姓共而争论不休......

片中宋哲元的平庸自保，蒋介石的眼光老辣，都还值得一提。几位英雄的形象单薄平面了些，但仍可敬。那个时候的爱国贼真多，那个时候爱国还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现在时代变了，汉奸有理，汉奸光荣了，SHIT！

C6放的时候看了一部分，画质还不错，算是电视里放的电影效果很好的，干净、清晰、带一点艳丽，大刀片的红绸子效果很好，特别是国产老片竟然如此，不知道是什么片源。电影本身呢，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粗糙，有些造作（比如两人对诗的那个），有些地方也很生硬（比如突然那个日本军官就说不打了，大意）。有些桥段、台词、映像还是不错的，比如两队人马踏步对峙，要是把气氛表现得再紧张有迫力一些就好了，还有那个满地制作好的太阳旗的画面，至今看还是很有冲击和视觉效果的。这种题材和事件本身性质特点的片子，拍出那种紧绷、对峙的气氛，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方各阶层/级别的人的实际表现，不同的表现，比如中下层军官的“接地气”，影片大体做到了，学生、普通市民的真实表现，处理细腻点，视情况拔高下事件的意义和悲剧性，就算成功了。

佟麟阁中枪倒下时，那句‘战死沙场，军人本分’没有豪言壮语的修饰，却比任何口号都重。豆瓣7.5分（3086人评价）的评分，或许反映了某种尴尬：这部斩获华表奖、金鸡奖最佳道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电影，在今天的年轻人中知者寥寥。但正是这样一部‘老派’的主旋律作品，用扎实的细节击中了历史的核心——不是空洞的爱国主义，而是具体的人在绝境中的选择。李前宽导演没有回避29军内部的矛盾：宋哲元对日军的幻想、佟麟阁的清醒、赵登禹的鲁莽，这些性格差异在史实框架下真实可信。影片最动人的不是战争场面，而是战前会议上的争吵——当宋哲元还在犹豫时，佟麟阁拍案而起：‘军长，我们不能再退！’这种内部张力让英雄不再是符号。但说实话，影片的视听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糙，特效更是过时，可为什么还是让人泪目？因为那些牺牲是真的。金鸡奖最佳道具奖颁得值——片中日军装备的细节、宛平城民房的土墙、29军士兵的破军鞋，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悬殊。最震撼的是赵登禹阵亡后，士兵们用门板抬着他的遗体撤退，弹坑里积着雨水，画面没有配乐，只有喘息和脚步声。这种克制比任何煽情都高级。我不满的是影片对蒋介石的刻画过于简单化，似乎一个‘抗战讲话’就完成了历史定位。事实上，当时的博弈远不止如此。但作为1995年的作品，它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佟麟阁、赵登禹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血液渗进了卢沟桥的石缝，今天北京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还在提醒我们：有些人真的为这片土地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