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野兽

西班牙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的新作《那些野兽》，是一部充满力量、令人不安的电影。虽然节奏稍显缓慢，却充满惊心动魄的悬疑氛围和余味悠长的人性张力。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那些野兽》斩获金椰奖最佳编剧。此外，它还在去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三个最具分量的奖项，并横扫戈雅奖16项提名。

很多人将其看作一个血色乡村的悬疑故事，一则关于“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人性寓言。类似看法大抵不差，却也失之简单。打开这部电影的钥匙藏在它的片名中，让我们先试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谁是“野兽”？是影片中冥顽不灵、愚昧守旧的村民么？还是干脆就指残忍杀害主角安东尼的恶邻兄弟？

我们看到：当赞恩和洛伦两兄弟最终兽性大发，勒死安东尼的时候，他们的肢体动作与在“Rapa das Bestas”上撂倒一匹马别无二致。这正如片头含蓄点出的那样：“为了自由地生活，阿洛伊塔多尔人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来固定那些野兽，裁分标定他们。”——你说兄弟俩“禽兽不如”，可此时此刻，为了“自由生活”的他们是把安东尼当作侵入家园、无法“驯化”的野兽。这哪是同村村民的自相残杀，分明是野蛮与文明的殊死相搏。

文明的冲突安东尼固然是受害者，但他并不是纯粹“无辜”的那一方，他也是“闯入者”和损害他人利益者；反之，赞恩和洛伦两兄弟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有“无辜”的一面。善恶的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正如罗德里戈所说：“我们试图创造既非黑也非白的人物和冲突。”认为影片只批判“穷山恶水出刁民”有失公允在于：《那些野兽》中的兄弟俩绝非单纯的反派。他们与《稻草狗》中的乡野恶棍、《狗镇》上的小镇居民、《伊甸湖》的作恶少年和《猎凶风河谷》受困于冰天雪地的钻井工人有很大不同。

以上四部影片的背景，均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们不妨展开细说：安东尼是个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知识分子型人物，正如他在来到加利西亚之前，已经辗转漂泊过无数地方，直到他酩酊大醉后的一次“命中邂逅”，才最终择定这块所谓风水宝地，作为颐养天年之所——听着，其实就很不靠谱。

就像影片中的多米诺骨牌，一连串愈发升级的冲突后（洛伦开车戏耍安东尼，兄弟俩放空酒瓶、朝座椅撒尿，水井投毒，吐痰，砸车灯，半夜堵截），影片终于迎来一场分量极重、赞恩与安东尼互陈心迹的对话戏。但这场沟通仍遭遇了鸡同鸭讲的失败。原因在于：安东尼依旧没能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他不停追问赞恩“拿了钱后你要做什么？”——在他眼里，对方就是个不思进取的文盲。他满脑子的生活目标，单单忽略了生存。

再说安东尼被赞恩吐口水那次，完全是因为藏在兜里的摄像机暴露的缘故。摄像机的设定其实很有意思：它出自安东尼保留罪证、以备不时之需的心理，也果然在最后成为破案的关键。但与此同时：与兄弟俩单刀直入、惯于“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方式相比，摄像机又是一种文化人掌握的间接性“武器”。安东尼曾几次三番想靠它寻求警察（暴力机关）的帮助。而且，手持摄像机同样是种“侵入”、是对他人生活的进击和冒犯，而安东尼向来是这样一个主动出击的人。

就像他与女儿视频聊天时谈到要见女儿的朋友、强拉老婆寻找可以栖身的世外桃源、虽身陷险境却坚定不愿离开，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扭转落后乡村的整个面貌......这种每每主动介入的姿态与赞恩兄弟凡事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形成鲜明对比。理想型知识分子自有其天真和软弱：安东尼的天真在于，不相信这对兄弟会向自己动手，因为他们还“不够勇气”——但他自己的勇气其实同样不够。他对这两兄弟一直是忽硬忽软、唯唯诺诺。在彻底摊牌与主动求和间摇摆。他会低三下四地向对方请求说：“请让我和我老婆通过”，也会主动请他们喝酒尝试打开彼此的心结。“弱智”的洛伦曾一语道破：“你一点都不强大”。

有人觉得以安东尼的死亡为标志，影片的前三分之二与影片的后三分之一有些割裂，之前以安东尼为主角、之后换成了奥尔加的复仇故事，也是不对的。核心人物一直是奥尔加，而她留守农场的经历明显与之前的故事存在互文关系。这首先体现在一组“拖慢节奏”的空镜头上：之前出现的安东尼独自一人做账、存钱的画面换成了奥尔加，还有夫妻俩在集市卖菜的镜头也变成了一个人，另外朋友曾向安东尼提出购买绵羊的建议，此时也成为了现实。

所有这一切表明：奥尔加已经全权继承了丈夫的遗志，独自过起他先前的生活。或许这令很多观众感到迷惑不解：明明遭遇了如此巨大的侮辱与创痛，她干嘛不逃呢？主动留下任凭悲伤的回忆袭扰，这与她先前在丈夫还在世时就想离开的想法相矛盾啊！

这么想就错了。估计不少人在那场母女吵架戏中，所代入的是女儿的角色：认为母亲留下处境危险且徒劳无功，应尽早远离这块伤心之地，“开始新的生活。”

当我们听到女儿对母亲的诘问：“你有什么计划吗？”“你不觉得发生的一切不公正吗？”——这正好与安东尼追问赞恩“你想要做什么”、发电厂在这里建址对我们“不公平”的思路如出一辙。另有一处细节，我们能看到类似改变他人的想法能强烈到何种地步：导演设计了两次夫妻共抽一根烟的镜头，来表现他们的恩爱。可当安东尼在视频中看到女儿在抽烟时，却立即让她掐掉。典型的：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

女儿与安东尼都是好心，讲的也都很有道理，但这“道理”终究是以己度人的、是出于理性选择上的居高临下，而并非建立在尊重的平等的基础上。正像母亲反驳女儿时说的那样：“我在你的厨房里侮辱过你吗？”

扭转他人、改变环境终究是一种“执”。而这种执拗与村民追逐金钱利益的执拗并无本质不同。促成女儿回心转意、认清现实的关键是与母亲一道经历的买羊风波。她发现一贯柔顺的母亲面对狡猾的商贩据理力争。面对洛伦的搭讪，女儿显得惊惶失措、不知应对。她和父亲同样显得怯懦，平日见到兄弟俩的第一反应都是扭头便跑。此刻反而是母亲不卑不亢、斩钉截铁地发出警告：不许看向她、不许跟她说话。

从车窗望向外面的那一刻，女儿看到了母亲孤独的勇毅——此时此刻，更胜“见识过人”的自己和父亲。就像拿起摄像机却让对方看到是一种于事无补的“挑衅”，奥尔加会第一时间制止安东尼。可当改变一切的机会真正降临，她却敢挺身而出。就像结尾，她毫无惧色地走到兄弟面前并当着他们母亲的面说：“你的两个儿子会进监狱。”

奥尔加很容易让人想到“科恩嫂”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三块广告牌》中饰演的母亲。她们都沉浸于不可自拔的悲伤，以自己的方式勇敢地对抗着突如其来的噩耗，苦苦寻觅那被埋葬的真相和心中的正义。

兄弟俩的母亲一角也很有意思，虽然出场较少，但也像奥尔加那样对环境和人群选择了置身事外地“不介入”。她总是在镜头的远景中出现，默默地观察一切，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当安东尼作为侵入者闯入她家。

爱是能战胜恐惧、威胁、分歧乃至战争的真正的“理想主义”。

电影结尾时右下角出现的 “a Margo” （“献给Margo”）。 所以，Margo是谁？

电影的灵感来自现实生活里发生过的真实案件。现实案件里的主角不是法国人而是荷兰人，一对生活在Santoalla的荷兰夫妇： Martin Verfondern（丈夫）和Margo Pool（妻子，德国人）。他们并没有女儿。

Martin Verfondern和Margo Pool 离开荷兰是因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他们想逃离人群，重新融入大自然。1997年5月，这对荷兰夫妇来到奥伦塞省（Orense）的桑托阿亚 (Santoalla)的废墟中的佩廷（Petín）村庄定居。

这个偏僻的村庄隐藏在深山之中。虽然村子里的建筑显示出它曾经是一个很有生机的村庄，但如今人们逐渐离开了这里。到1997年，村子几乎被彻底废弃了。路在Santoalla就结束了，所以甚至没有车辆经过这里。如果有人来到村庄，那是因为他们本就打算去那里。尽管村庄的景色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但越来越少有人想去这个村子参观游览。然而Martin和Margo说，Santoalla正是他们所寻找的天堂。所以，他们在那儿买了房子，自己亲手修复房子，开始种植果蔬，养羊。但偶尔，两人中的一个会回到德国或荷兰工作几个月，赚一些钱来补贴一下他在Santoalla的生活，可以让他们继续实现他们的梦想。1998年，他们告诉过La Voz，他们想在Valdeorras建立一个生态农场。Margo是一个总是面带微笑的女人，她用善言迎接每一个出现在她家门口的人。她说，Martin是一个性格坚强、心地高尚的人。他们欢迎来自Wwoof的志愿者前来，更多地了解农村世界，并以提供食宿作为交换，帮他们干些农活。在荷兰夫妇到来之前，只有一户人家居住在Santoalla，就是Rodríguez González家（别名O Gafas家族）。

Juan Carlos Rodríguez González是O Gafas家的小儿子。 2010年，他是唯一一个还和父母Manolo和Jovita住在一起的人。他有某种程度的智力残疾，且脾气暴躁。他家里常备打猎用的霰弹枪，还有一把手枪（无证），被法警搜查时查获。老大Julio早就离家了，不住在Santoalla。但他几乎每天都去村里照料他的养牛场，那里有150多头奶牛。正如Margo直到如今说的那样，也正如Verfondern自己在感到受到威胁时所讲述的那样，两个家庭最初相处的几年很美好，互相帮助做家务，一起打猎，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最初的和谐关系仅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随后而来的文化差异、相互抱怨等矛盾使两个家庭之间的共处变得复杂且潜在的紧张加剧。他们相互之间的口头/身体摩擦所引起了一些争执甚至还闹上过法庭。尽管Rodríguez一家在陌生人到来时表现得热情好客，但多年来两家之间的关系逐渐破裂。2002 年，荷兰夫妇的计划和项目（从水磨坊到乡间别墅）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然而，加剧矛盾的导火索并不是像电影所演的关于安装风力发电，而是拥有森林的权利。由于公共森林产生的收入，令两个家庭的关系变得阴云密布。两个家庭的主要冲突的雏形始于：这对荷兰夫妇所有的土地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他们？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与Santoalla当地人Rodríguez一家相同的权利？多年来，由于其他村民的离开，Rodríguez一家是这里唯一获得公共森林收入的家庭。2006年，Rodríguez一家收到了2.1万欧元的补助。荷兰夫妇的出现使Rodríguez一家将不再是唯一获得补助的家庭。当时，Martin Verfondern发现，他们也可以获得一部分来自公共森林的收入。按照规定，烟囱必须冒烟（也就是说，你必须住在村里）至少六个月零一天才能拥有森林的权利。荷兰夫妇满足了这个要求，因此他们想要他们的收入部分，而Rodríguez一家不同意，因此两家因此又上了法庭。 2009年12月4日，荷兰夫妇的诉讼终审被判决获得该权利。而这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潜在的紧张气氛点燃了。

有一段时间，Martin Verfondern为此感到非常恼火，以至于他随身携带摄像机，他用摄像机记录下了Rodríguez一家对他的种种侮辱。Juan Carlos甚至说Martin太胖了，杀不了他，把他比作一头正在接近他自己的圣马蒂诺的猪；还时而，在Martin经过之前，以威胁的姿态举起手杖。2010年1月19日，小儿子Juan Carlos Rodríguez González用猎枪从SUV车窗射杀了Martin Verfondern。然后在他哥哥Julio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将车和尸体藏在距离村子18.5公里的人烟稀少的地方。2010年1月19日，Margo正在德国探望她病重的母亲。当天晚上，她接到在Santoalla农场的以色列志愿者的电话。志愿者告诉她，Martin早上出去，去O Barco de Valdeorras购物，可到现在还没回来。Margo随后报案Martin失踪了。然后用一个搜索设备来定位Martin，但没有他的踪迹，也没发现他的车。Martin的车是一辆相当老旧的大型雪佛兰SUV，噪音很大，所以很容易被发现。但现在居然连他的SUV都没有被发现，这反映出事情极其可疑。起初，警方调查考虑了Martin有可能是自己离开的，比如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但Margo始终否认这种可能性。她确信，Martin要么是出了车祸，要么是发生了更糟的事情。日子一天天过去，国民警卫队排除了Martin自己离开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进行任何银行动态，也没有打开过他的社交网络。他不可能在没有足够的现金，又不求助于储蓄的情况下坚持那么久。 在Margo看来，她确信这绝不是意外。经Margo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核查，她确定，Martin也没有掉下悬崖的可能性。国民警卫队使用各种手段进行了不懈的搜索，从潜水员搜索水库到从空中使用地球雷达搜索，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有关Martin或他的SUV的任何迹象。Margo确信，Martin是遇害了（被谋杀）。她继续在Santoalla生活。她有时候会怀疑邻居，但邻居表现正常，所以他们的关系很快也就恢复了。她经常和Juan Carlos聊天，她叫他“小男孩”，而他的哥哥Julio有时还会帮Margo杀羊。 就这样4年过去了，Martin Verfondern从村庄失踪的消息无人知晓原因。在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Santoalla》里（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7062821），Juan Carlos（凶手）甚至还在镜头前讨论Martin Verfondern失踪后可能的命运，这些陈述是在2014年之前记录下来的。 2014年6月，机缘巧合下， 一架国民警卫队直升机发生故障迫降。恢复飞行后，机上人员看到一道闪光，那正是Martin Verfondern的SUV。警方搜查发现车身被部分烧毁，在车旁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残骸，正是Martin Verfondern。调查再次启动。在O Barco的国民警卫队审讯室里，一个未成年人说出了所发生的事情，承认杀死了Martin Verfondern。他说，他们是在路上遇到的。Martin在车里。Juan Carlos用霰弹枪朝Martin开了一枪。不久之后，他哥哥Julio来了，他开车穿过一道防火带，然后上山，到达维加 (A Veiga)。 在那里，他们隐藏犯罪证据，然后步行18.5 公里返回。

2014年11月底，Rodríguez兄弟随即被捕。出庭供词后，Juan Carlos被送往 O Pereiro de Aguiar 监狱，而Julio则返回家中。

2018年春天，审判在奥伦塞省法院举行。Juan Carlos Rodríguez 因谋杀罪被判处10年6个月监禁（杀人罪10年和非法持有武器6个月）。Juan Carlos有轻度智力障碍，智商为64（平均水平为100），因残疾而被减刑。哥哥Julio免于刑罚，但对他下达了为期11年半的禁止接近Margo的Santoalla禁制令。

自2014年12月起，Margo Pool就成了Santoalla的唯一居民。她说她从未想过离开村庄。2018年她告诉El faro de Vigo，她仍然认为Petín村庄是天堂。她说， “在这里我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

虽然电影的灵感来自生活在Santoalla的Martin和Margo，但电影并非在加利西亚拍摄。在Sabucedo的Rapa das Bestas 中有一些地点，以向电影的名字致敬，但没有一个画面是Santoalla出现的，也没有Petín，甚至没有Orense。 电影制作人选择了在El Bierzo进行拍摄，特别是Barjas，一个由栗树林和风电场组成的自治市。它不可能在Santoalla，因为在Petín村庄没有风车。

这是我继《小丑》后再次有提笔的冲动，这是一部关于“选择”和“归属”的电影，不管在剧本、表演和导演能力上，我认为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通篇就在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哪？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今年我最喜欢的电影《阿尔卡拉斯》一样都是来自西班牙，并且在月初公布的“西班牙奥斯卡”戈雅奖获得包括最佳影片的16项提名（备注：包括男配双提名）（上述提到的《阿尔卡拉斯》获10项提名，是目前我个人今年最佳），无独有偶，两部电影的背景都提到了新能源（这部是风电、《阿尔卡拉斯》是太阳能）对乡村原生态的冲击，《阿尔卡拉斯》说的是在这个背景下的一家人有不同的想法而将分崩离析，又逐渐在事件里找到彼此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而这部电影里没有那么复杂的人物和故事，但我看到的是一部不见血却血淋淋的现代启示录，相当震撼。故事是一对受过教育的法国夫妇决定放下原有的一切到西班牙的乡下生活，而这个小镇有风力发电的开发商要投资建设，大部分小镇居民都欣然同意且期待因此获利能改变不富裕且辛苦的农家生活，这对夫妇却坚决反对，遭到隔壁邻居（一对兄弟）的恐吓挑衅，甚至最后将先生给恶意杀害，太太在先生失踪后并没有离开小镇，甚至拾起一切原本两人共建的生活，而他们的女儿到来，希望把妈妈接离她认为对她来说如同地狱的地方。在这个不复杂的故事里，首先是精准的给出人物（以下有剧透，请慎读），这对夫妇就是一般的中产，受过良好教育却也只是在乱世里靠自己努力过上还可以的生活，两人鹣鲽情深，卸甲归田也是想寻找自己心里的一片宁静，所以他们不完全是受害者，也有一分“我受够了”和与这个世界过不去的坚持（但不表示他们的坚持有错），他们有一个女儿，给她充分的爱和支持（这部分在电影是留白的），所以最后由她代表的是我们这些大多数生活的自以为是、因为自己生活的“还可以”就觉得自己独当一面，进而“习惯对人指手画脚”、以干预别人的生活找到自己存在意义的傻白甜，最后是那一对自私的兄弟（在此必须强调自私不是贬义词），他们从小在乡下生活没离开过，对“外来人”的攻击其实是来自“对土地的一份自信和爱”，这是他们仅有的一切了，可以这么煽情的去理解，从吧台前的对话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故和应该被理解的愤怒，而他们的母亲，明白也默许一切，这不是对孩子的溺爱和纵容，是她的人生根本没有其他选项。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能只能从我以上的信息略知一二，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李安导演的访问，说到他为什么拍那些电影，是因为有些无法言说的“moment”（一个感人的瞬间），无法用一段文字、必须用画面，甚至一场戏给出来，而找到这个moment，就是他觉得要把电影拍出来的原由；电影之所以跟其他形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且如此有魅力就在此，故事既重要也不那么重要，因为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本身也是时间的纪录，我大可以展开到每分钟去研究为什么这样编排设计比如开头的驯兽、烂掉的番茄、多米诺牌、摄影机偷拍、没用过的猎枪、叫不回来的狗等等，都有其意思，但看似大男主的电影，我认为所有的“moment”都在女主身上，先生拍她说她是女王、最后她和女儿的一段争吵、她女儿临走前洗澡时关水说的一句话，和她最后和两兄弟妈妈说的话，才真正是这部电影的“看点”。所以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因为经济环境的恶化都变得异常浮躁，这个现象甚至日益加剧，已经从十年前大前研一教授说的“集体不思考”演变成“集体思考如何思考”的窘境。人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动物，而社会生活的秩序也是人所创造，本来就没有公平性可言，这个故事里显而易见的错误是兄弟俩杀人了，但真正的杀手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和得到利益的规则有着极度严重的倾斜，这个倾斜发生在地域上和所有一切社会活动里“发生界限”的条件上，甚至男女先天有别这件事都逐渐在一个平权的天平前也是倾斜的，每个人面对爆炸的资讯，都没有时间学习、没有环境学习、有所有“没有...”的借口来故作镇定的、不去消化资讯带来的意义，“连一件事情都做不好”，成了大部分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甚至在混乱中还觉得自己才是看到事情本质的人，不懂得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当妈妈对女儿说“我不记得我有把你教成可以对你不知道的事情指手画脚”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女儿虽有自己想干预的理由，但妈妈更是明明白白的活着，这段我特别共情。那解决问题的方式又是什么？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两天一夜》（2014）和《金橘》（2013）两部作品，我之所以说这部电影是现代启示录，就是它一样是用最直接的人性、最实际发生在生活里冲突去反映当代的社会大现象，不是讲弱肉强食那样的“原则”，而是人可以更好、人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要能反省，要能感人所感，不要被自己的恐惧给吞噬了，这些我们故意忽略、或是不自知的状态；没受过教育不是一定只能当妓女，当妓女也不是愿意当就能当的，因为你还得足够漂亮且放得开，人所有的迷失都有原因，但原因和借口大相径庭，往往生活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就接二连三的要我们做出选择，欺善怕恶、举世皆然；当生活没有归属的时候，我们都是《两天一夜》里的移民，当国家间不惜兵戎相见的时候，我们都是《金橘》里因为内战受伤的小兵，但我们不一定能遇到接纳你的“本地人”，更不一定能遇到因为失去更懂得珍惜的“陌生人”。“归属”是我们终其一生要追寻的命题，电影里的主角是幸福的，他们是彼此的归属，发现尸体后女主坐上警车的最后一个镜头，设计的很棒！但这部电影还是残忍的，一方面告诉我们被自己作死确实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另一方面也说，死也要死在心之所向，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或许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不再重视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末世，最需要的一种要比“让自己活得还可以”再好一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