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枪杀大案

昨天看了法清先生的文章《中国人的恐怖》，很有一些感想。法清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很多令人“恐怖”的事实，感慨“我也分析不了，我只是觉得恐怖”。没有冒犯的意思，看了文章之后，直接的印象就是，作者的文字很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感觉。这些现象其实没有什么不好解释的。犯罪是社会里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各种犯罪行为的产生就是自然而言的。但一旦出现犯罪猖獗，难以遏制的现象，就说明社会协调内部利益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无可避免地成为猖獗犯罪的受害者。 十几年前的时候，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公安破案纪实片的热潮，先后拍摄、播出了一批由真实警察本人演出自己的影视作品，一批有影响的刑事大案被公之于众。据说此类纪实片由于过分详细地介绍了犯罪细节、侦破手段，以及暴露出公安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严重程序纰漏，最后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不全面叫停。当时在西安拍摄的《12.1枪杀大案》就是其中一部较为出名的刑侦纪实电视剧，还曾经在全国范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2.1》这部片子当时在全国范围播放中，吸引了很多的观众。舆论普遍认为，该片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刑侦警察工作的艰苦，以及与三名案犯斗智斗勇的过程。尤其是饰演主要罪犯董雷的演员，由于其精湛的表演，一度名声鹊起。以至于后来西安市曾经有人公开高价寻找杀手，其中要求之一，就是要有该剧中董雷特有的凶相。现在国内的几个主要视频共享网站，还都可以看到该片。 然而在我看来，这部纪实片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曲折的破案情节，而在于这个一心要树立刑警高大形象的导演，却在无意间，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为平常人所忽视、阳光社会之外的灰色世界：一个犯罪的培养基。这样的一个灰色世界，并不是在西安这座城市才特有，它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城市里。导演想要突出真实感，无意中却暴露了社会现实。任何人通过对这部刑侦纪实片里，写实性社会背景的观察，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城市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的城乡隔离制度。 在这部纪实片中，无论是最早偷枪的盲流少年，还是后来买枪杀人的主凶，还有案件前后牵扯到的多名外来打工人员，其共同的一个特点，起初都是来到大城市讨生活的本份农民，而并非片中蔑称地所谓“混世魔王”。然而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里，由于隔离制度的存在，他们始终都是城市经济繁荣的局外人。他们为这座城市提供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却不能分享繁荣的成果。他们只能居住在极其简陋的窝棚里，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当他们少的可怜的一点收入还不能被保证时，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们讨公道。 中国早就有一句俗语，饥寒生盗贼。从来没有人生来就愿意去偷去抢，但是当为生活所迫时，软弱者苟且偷生，强梁者就会挺而走险，自古无不如此。这部纪实片里的前前后后背景，虽然不是导演的直接意愿，却恰恰反映出了在今天的中国，一幕幕随处可见的残酷现实。当一个人背负着农民的身份，他几乎没有可能去改变自己卑贱的命运，只能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还要受尽社会的歧视。对从受尽欺辱的民工开始，最后成为枪案首犯的董雷和石头而言，在绝望和仇恨中，他们没有忍辱偷生，而是选择了用暴力来回答这个社会，从报复宣泄开始，到肆意抢劫杀戮，就在他们试图平衡自己扭曲的心灵的时候，这个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部纪实片的一大不经意中的贡献，是让观众看到了，在同一个城市，却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一个庞大的人群：打工者。他们多是年轻人，很多还都是未成年人，从贫困的宁夏乡下，来到大城市出卖劳动力。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机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在城市的花名册里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不存在的影子劳动力。他们年轻，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有病的时候，却没有钱去看医生，更没有人过问他们是否得到雇主的公平待遇。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体会不到任何家的温暖，也没有一点点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然而就在警察突袭检查的时候，观众却可以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有案底在身，有些人甚至已经成为通缉的逃犯。为什么，一个个单纯的农家少年，刚刚离开家就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答案其实很简单，城乡隔离的社会政策，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狭隘空间里，而其中的少数几个癌细胞，轻易地就可以使一大批年轻人，通过他们的传帮带，去偷去抢，进而就成为了社会的敌人。当一个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会在乎了。 就在警察们最终先后抓住了首犯石头和董雷的时候，他们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没有，只要看一看剧中看守所里，那一群群因为犯案而被抓，来自各地农家的打工少年们，任何人都能立刻领悟到，此情此景之际，貌似强悍的警察们，在事实上是多么的无能无力。面对那些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丰富反审讯经验的少年们，谁能说他们将来一定不会比董雷和石头更凶残呢？而这，事实上就是现在很多城市里，抢劫盗窃多如牛毛的根本原因。将来他们又会去做什么呢？ 同样在这部纪实片中，观众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贫困地区农村的日渐破落。年轻人没有出路，只好进城去出卖劳动力，农村只剩下年老体弱者和儿童。而在城市里，他们永远只能是边缘人，几乎不可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还有很长人生路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要么在夹缝中忍气吞声地生存，要么铤而走险去做刀头舔血的营生。 在今天的大城市中，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庞大人群，就是所谓的“农二代”。对于这样一个生长于大城市的一代人，虽然他们仍然没有在大城市里合法的各种权利，但他们已经没有了父辈对于城市天生的自卑和怯懦，而且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农村，已经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么这样的夹缝中的一代，会何去何从呢？可以说，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态度，是仇恨还是热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社会的未来能否安定与和谐。面对如此庞大的躁动中的人口，任何指望警察来稳定社会的企图，都只能是像梦境一般的幻想。 现在很多城市都苦于所谓的“外来人口犯罪问题”，但不知有多少人会去想一想，这个城乡隔离的制度在地方犯罪恶化中的作用。许多人可能会说，改变制度是我个人所无能为力的。是的，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很容易的，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成为日渐严重犯罪现象的下一个受害者。记得小的时候，母亲总是喜欢自己发豆芽，就是用一个容器来盛满豆子，然后再在上面压一块很大的石头。我很好奇，那么大的石头不会把豆子压坏了吗？母亲说，不会。有一天，石头被拿开的时候，果然豆芽已经生出来了，沉重的石头也压制不住它们的生命力，但都长得奇形怪状。其实人不也是一样的吗？给他一条出路，社会就少了一个敌人。用一堵看不见的墙把他们与希望隔离开来，绝望之中生长的，要么是泪水，要么就是仇恨。

当时还不懂，还自己琢磨思考，到底是后来拍的呢，还是真的跟着犯罪分子一起拍摄的？那为什么不立刻告诉警察抓他们呢？很酷的片子，很酷的罪犯，很酷的警察，很酷的西北。里面的每个人我都喜欢。

2000年，这个世纪之交的年份，陕西西安人王双宝，有点郁闷。 之前无名的他，因出演一部电视剧火遍了全国，但因为饰演的罪犯太过逼真，大家都把他当成了真正的杀人犯。

走在大街上，王双宝身后会有人指指点点：董雷不是被抓进去了吗？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去菜市场买菜，大妈不敢把菜卖给他。 坐出租车，司机会毫不犹豫拒载他。 好不容易接了几个广告代言，代言费都没拿到，最后不了之， 因为他拍的广告，一经放出就立刻遭到了观众的强烈反对，甚至有观众说为什么非得要找一个罪犯来拍广告。观众排斥，电视台没办法，只好把这个广告给撤了。 王双宝哭笑不得，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表演上来讲，确实他的这个角色，即便放在中国犯罪题材影视剧的历史上，也排得上号。 他一不小心，就创造了经典

豆瓣9.2分，5.8万人评价——这个数字放在今天依然恐怖。但《12·1枪杀大案》的价值不在于分数，而在于它用最笨拙的方式拍出了最致命的真实。导演刘惠宁干了件蠢事：让真刑警演自己，让真劫匪在片场被真刑警抓…拍摄途中遇到劫匪拦车，满车演员刑警直接掏枪制服——这比任何剧本都荒诞，却又无比合理。说白了，这片子没有表演痕迹，王双宝演的董雷就是那个时代西安街头游荡的亡命徒。他翻墙、掏枪、终结了生命，眼神里没有狠，只有漠然——一种在底层挣扎太久后的麻木。很多观众说看这片子“吓得不敢关灯”，不是因为强烈视觉冲击，是因为太像身边会发生的事。最牛逼的是它的节奏感。没有配乐烘托，没有慢镜头耍帅，办案就是开会、蹲点、吵架、翻档案。好几集就拍警察在街头吃凉皮、扯闲篇，可你一点不觉得拖。因为你知道那把枪还在流动，下一个受害者随时出现。这种压力不是戏剧化的，而是来自真实案件的时间线——公安部要求三月底破案，克林顿要来了。当然有缺点。画质糙得像监控录像，有些配角演技生硬，但恰恰是这种“糙”构成了它的质地。如果它拍得像美剧那样精良，反而假了。后来那么多刑侦剧学它，学得了记录手法，学不了那个灰扑扑的90年代西安——牛羊肉泡馍的腥膻、自行车铃声、筒子楼里的吵架声。这些东西不是布景能还原的，是真正从那个年代长出来的。董雷落网那段我看过三遍。没有英雄凯旋，警察押着他上警车，他低头说“给我根烟”。那根烟抽得慢，像把命里的最后一口苦味吸干净。这片子后劲大，就大在它让你看清：罪恶不是酷的，破案不是帅的，只有那种活生生的人间百态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