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恋人

    比起哥哥的其他电影，《红色恋人》大概可以算是在大陆地区主流媒体上暴光率和宣传普及度最高的一部电影了，毕竟它说的是一个红色年代革命者的故事。不过当时很多人在影片拍摄前对导演叶大樱选择香港演员诠释革命者并不看好，何况Leslie一直以来那样英俊、优雅、气度不凡，从小又是受到资本主义教育，能否到位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似乎确实是个问题。可我倒觉得是一贯以来的战争电影把革命者脸谱化了——革命者都要十分阳刚，甚至还要带些粗暴，操一口北方口音，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眉清目秀和文质彬彬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就是国民党或者汉奸的专利。革命征程上因为风吹雨打而造成蓬头垢面的不雅形象我可以理解，可是看看《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描写生活为主的电视剧，石光荣这个老革命还是十足大老粗的样子。也许大部分革命者是农村起义出身是这样，但断断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这样呀，我们只消看看国父孙中山先生和总理周恩来先生英姿勃发的样子，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先入为主地拒绝一个帅气的革命者呢？而至于能不能诠释好一个角色，就更是与演技有关，与容貌气质无关的事了。    我总共看过三遍《红色恋人》，第一次得益于它的红色成分，所以99年时就在学校以爱国主义电影的名义赶了头集。其实看了影片就知道，哥哥在其中的扮相和他日常的俊朗有极大差别，可惜是剧本本身确实稍显薄弱，没有给人留下过深的印象。只有在最后一幕解放时，看到哥哥在人群里欢天喜地扭着秧歌，我身边响起此起彼伏的赞叹，“原来人可以帅到这么可爱。”    后来趁着几个月前中央台重播的机会又看了一遍，感受倒是多了不少，只是对配音效果实在无法苟同，想来是为了照顾大部分观众，于是把片中所有英文对白全部用标准的普通话重新配过。这种改动对梅婷和从头到尾说英文的泰德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哥哥演绎的片段中出现了演讲时带一点沙哑的南方口音，平时说话却京韵十足这样让影片观感大打折扣的笑话。所以我还是老观点，看片子一定要原声的，如果看了《红色恋人》，却没能亲耳听见哥哥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流畅标准的英文对白，那实在、实在、实在是太遗憾了。    说说这部片子里的哥哥，他的戏份整体说来不算太多，第一次出场是在8分钟左右，镜头也只是扫了几下，处于昏迷状态的他被绑在椅子上，满脸胡茬，沧桑落拓，仅仅靠手的微微颤抖显示痛苦。而第二次出场大概可以算是片中最出名的片段了，因为2000年日本演唱会时，日本歌迷竟然跟着哥哥剪辑的这个演讲，疯狂地一起喊：“他们的名字是——红军！”让哥哥用国语无比激昂地演讲，自然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但当你注意他的表演、看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神时，他的认真、坚定、执着以及对共产主义无比信仰和奉献的信念就会扑面而来，剧中的梅婷可以为他投奔革命，我们也可以接受这样的革命者，虽然他不高大，也不英武，甚至也没有学生演讲那般狂热，可是他成熟稳重，并懂得担当。随后几分钟有哥哥在片中唯一一次光亮新鲜的亮相，西装革履，平静从容，微笑，然后用手握住梅婷的手，让她镇静，没有说话。其实片中哥哥的表演大多都是这样，没有太多台词，而是用许多面部特写和微小细节表现人物内心，他的脸在光影班驳间有如雕像般凝固的静态美。    靳与医生会面的场景，依旧没有太大的动作，偶尔在阳光里走动，或者只是坐在椅上，仅用流利的英文缓缓说着台词，此时，哥哥声音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表露无疑，我们仿佛跟着他的描述看到一个关于理想、关于过去的画卷慢慢展开，平静流畅。而他穿着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横纹毛背心和宽大毛裤，气质已经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固有印象截然不同——他不再优雅、不再忧郁、不再情深款款，有的只是平实和内敛，亲切的像我们随时可以在街边遇见的大伯。谁能想象，同样也是横纹外套，2年前《春光乍泄》里的何宝荣却是何等的任性、娇纵和敏感。我想，这是优秀演员才能做到的，他确实把每一个角色都打上属于自己的风格烙印，但又绝不重复。    影片里哥哥唯一一次情绪爆发是在与监狱门口与梅婷的相见，不过与梅婷从欣喜到崩溃的强大情绪落差相比，他的表演还是相对平静的，只是眼神里多了柔情、宽慰和希望。他说过要重新开始，所以他来与她交换，大雨中他不顾一切的吻，他在倾尽全力让她明白，他唯一能为她做的，他此时此刻能许给她的，只是自由的未来。    最后靳被枪决，倒下的瞬间，手铐和脚镣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正像那句话描绘的“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了天空”，预示着希望和新生。其实这个镜头完全看不清楚哥哥的脸，但他楞是坚持亲身拍摄，为了追求完美的效果反复拍摄，哪怕把自己的手脚都磨破了皮。    不管剧情如何突兀；革命党人如何不该如此儿女情长、感情用事；整部片子又有多不伦不类，革命不象革命，爱情不象爱情；但是所有演员的辛劳付出和精彩表演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红色恋人》没能给我们一个传统意识里的红军，但却让我们静下心回想时，更加明白了从来不会因战争消失和改变的，充满爱与哀愁的生活。    梅婷在多年后的访谈里说，如果还可以假设，她一定会爱上张国荣。谁不会呢？谁不会爱上这个在《红色恋人》里依然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的他。   哥哥在《红》里唱的词在我看来蛮符合这部电影——这斜阳渐远的纪念，虽不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却似红尘泛过一样，明艳。

影片《红色恋人》及张国荣所饰共产党人形象触发的争议，所暴露出大陆当前批评及创作观念的问题，其意义已超越对影片本身的评论 《红》片故事是由美国医生佩恩，回忆他年轻时钟情的中国女孩和她那假扮"丈夫"的革命者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其间内蕴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令他终生难忘这视点，决定了本片不能正面叙述革命斗争，作为局外人，佩恩的回忆只能是他所知的秋及靳的感情生活。这视点不但关乎内容，也决定了表现手段。片中佩恩奔往上海大饭店时，路上和饭店大堂，均空无一人，这是佩恩的主观镜头，且有强烈感情色彩；亦体现了本片的风格，著重于展示人物的内心感情。 再有“佩恩”独自在空屋走动的镜头，不单表现佩恩对他们神秘生活的追录，也呈现了靳与秋作为革命者所遇过漂泊不定，充满危险的生。靳与佩恩会面，在白色恐布的上海，是冒了性命危险的。但他能想到国际舆论，且敢冒此险，表现了也作为职业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与胆识。影片亦确实展示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令今日物质生活相当丰富及吸引的当代观众，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生活固然多姿多彩，文艺对生活的反映，亦有各种角度。艺术家有权选择他感受最强烈的视点切入并据此展示生活。 早期共产党领袖如李大剑、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很高文化素养，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不在外表的五大三粗。靳的形象确是过去作品中所无；他出身自能送他出国留学的家庭，作为充满浪漫气质的文学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爱上学音乐的安霞，并因其影响而参加革命。靳正是经由这独特 的历程，成长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挥员；这是他成为"这一个"形象所独有的。 影片有突破框框的创新意义，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对信仰的执着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境界。其自我超越勇气与开拓精神获肯定。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评得中肯！有人说靳只是一个学生领袖型人物，说这种人是上不去的。但历史事实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均是知识分子，有深厚修养。共产党恰恰是由这样一批并非因为家中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相反是因为能够读书，甚至留洋，因而有可能接触和进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立的。 古人对创作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期许，导演在选演员时，选择具有知识分子浪漫气质的张国荣饰共产党员，而选形象粗犷且演惯英雄的陶泽如饰叛徒，导演说难道叛徒就一定是小白脸么？当然，观众可以不赞成导演的选择，但也只能从影片的实际出发，指出这种选择错在何处，却不能斥责这选择本身。如今影片中佩恩的形象非常有光彩。好莱坞的编剧除另外对剧本的节奏提了一些意见外，并没有改变剧本的结构及人物关系，足见导演和编剧的大胆着实的眼光。

    《红色恋人》是1998年八九月份公映的，我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开学后在电影院看的。学生票貌似是15元。当时看后的感受并不很深，自己那时也没有更多的评价能力，作为初级影迷只是觉得尚可。片刻之前，我在数字电视的CHC“家庭影院”频道重看了一遍，竟然颇有感触。很想一吐为快。    这次重逢相隔了九年，九年的两岸，是19岁和28岁的我。前者只是单纯的观众心态，后者则更多地理解了创作者的意图和影片的本质。    叶大鹰拍此片是很有野心的，他也拍得很用心，否则最起码得不到张国荣的认可。作为革命者的后人（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动用自己的全部能量储备和艺术创作能力意图表现一种革命历史中人性化色彩的浪漫主义，他的尝试其实非常诚恳。故事的表现也是对观众负责的，虽然现在看来诸如色彩、服装、配音等并没有做到最好，但是在当时的电影业现实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但是值得同情的是，当时过于保守的舆论却给了叶导这位敢于尝试的创作者很多无理、无聊的批评。    值得思考的是，那时被批评的元素而今已经成为国产片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有人批评《红色恋人》用香港演员演内地电影不伦不类，那些人肯定更没想到现在的国产片可以让中日韩三国人一起用普通话担当主角，港台演员何妨呢？而且这么干的人还尽是拿过金棕榈或金熊的第五代。    有人还质疑好莱坞编剧参与剧本加工使电影低俗化，他们大概在中国电影里看到了好莱坞常用的商业桥段而大惊小怪——但今天张艺谋的古装大制作已经在用整齐划一的丰乳奇观和大张旗鼓的暴力场面来震慑好莱坞及其欧洲市场，况且连主流媒体都大呼小叫地把国产片冲击美国奥斯卡当个事儿！    有人那时还对革命题材的商业化耿耿于怀，不希望看到银幕上的共产党变成能谈恋爱、生孩子的活人，那么现在他们一定会很奇怪，因为《云水谣》不仅示范了主旋律的成功商业化，甚至还让共产主义革命战士谈了一场刻骨铭心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    所以，《红色恋人》是一次不可替代的勇敢创作。它通过电影故事片形式对中国主流精神的人性化阐释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关于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电影创作，至今能够以情动人令人难忘的作品中，叶大鹰是不能被忽视的。    对于革命理想主义的理解，可以有很多层面，但是普通观众对能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那种人情味儿的“英雄”了，假如《勇敢的心》中华莱士不是那么有情有义、侠骨柔肠，恐怕他高喊“自由”的时候人们也不至于那么激动了。蜘蛛侠、超人深受喜爱也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最平凡朴素的情感。    《红色恋人》中的靳，是导演塑造的自己心目中的革命者，他当年在巴黎学文学，认识了学音乐的妻子，妻子引导他加入了革命，而后因革命失去了妻子，他变成了无畏的斗士。这与华莱士几乎如出一辙。之后，靳与秋秋成为革命的搭档，他们之间因为一种志同道合、有共同信仰的生死情谊又成了一对真正的爱人。秋秋与美国医生又有着一种有缘无份的怅惘情缘。这有点类似《卡萨布兰卡》。最后美国医生出于一种朋友情义救助秋秋，并在他们双双死后收养了他们的孩子。孩子又象征着未来，她的名字竟然叫做“明珠”，而影片结尾是跳出故事空间的现代上海外滩著名的“东方明珠”塔的画面……这就有点过于直白地显露主题了。    我最认同和欣赏的，还是结尾之前的一段。烈士遗孤，小女孩在解放了的上海街头不由自主走进解放军舞红绸的欢庆队伍，美国医生养父的旁白说：我仿佛在漫天飞舞的红色里看到了一种浪漫，靳和秋秋为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书写进了这红色的历史中。（大意如此）慢速的画面中，红绸、红纸片飞旋的秧歌队伍中，靳和秋秋在阳光下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欢笑在跳动……    这也是我对革命的某种理解，除了历史课本上讲的那些前因后果、背景条件，我更愿意相信，是一些充满情感的仁人义士，把信仰与全部情感及智慧以致整个生命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才最终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重生。    他们是英雄，是理想主义的不死之魂，是最有情感、信仰的人，拥有最自由的灵魂——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电影去歌颂、去追忆……去感动世界。(2007-04-14 左加菲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6c31d010008av.html}

豆瓣7.1分，这个分数对《红色恋人》来说其实不太公平。它太特别了，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打分。当张国荣操着港普念出“太阳出来了”的台词时，弹幕里全是“我靠，好出戏”——可正是这种出戏，让革命者靳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符号，而成了一个有体温的人。叶大鹰找张国荣演这个角色，在当时简直是疯子的决定。一个香港明星，演中共地下党？但看完片子你会发现，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他站在那里，穿着长衫，眼神里有种“快要熄灭却还在燃烧”的光。那种脆弱与坚定并存的气质，让靳这个角色立住了——他不是铁打的神，他是一个脑子里有弹片、会咳血、会对着爱人傻笑的活人。梅婷的秋秋同样让人心疼。她在产房里喊“靳”的名字，那种撕心裂肺的表演，我至今忘不掉。金鸡奖最佳女演员提名？不，开罗电影节给她最佳女演员奖才对了，说到开罗影展，这片子拿了评委会大奖。评委们估计没见过这样的中国主旋律：美国人的视角，张国荣的脸，还有那句“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这口号现在听来有点中二，但放在1930年代的上海，放在那个枪决前还要背诵《圣经》的时代，它就是信仰最直白的表达。有意思的是，佩恩这个美国人的外部视角太聪明了——他不理解共产主义，但他理解爱情。于是他成了我们观众的替身，替我们问“为什么”，替我们哭，替我们收养了那个叫明珠的孩子。当然也有人批评意识形态表达模糊。可我偏觉得，模糊才是对的。革命者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符号。看到靳在雨里奔跑的那场戏，你根本不会去想他代表什么党，你只觉得：操，这个人要死了，他的爱人还在等他。这部电影里有太多死亡的预演。靳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秋秋抱着骨灰盒跳舞，佩恩最后在上海的老人院里写回忆录——1990年，明珠牵着她的手，像三十年前他牵着秋秋的手。张国荣走后，很多人重看这部片子，弹幕里刷“哥哥”。但我觉得，他在这部片子里不是“哥哥”，他就是靳。一个会死、会爱、会信仰的普通人。而普通人最极致的浪漫，大概就是：为了信仰去死，为了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