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归正会

First reformed固然表面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次重组”，但实际上差之千里。《第一归正会》的翻译倒还符合。这个英文词组是男主角所在教堂的名字，它有250年的历史，也曾光荣地庇护过农奴，政府和男主角正在为它举办一次250周年庆典。一定程度上，理解男主角的设定并不能脱离它。本片可被看作是保罗-施拉德对自己风格的回归。他为男主角托勒设置了身心双重困境。托勒因为疏于对自己的呵护，他的身体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面对教堂里日渐变少的信众和越来越多的游客，他的信仰也正在慢慢受到挑战，他发出质问，“Can God forgive us？”作为好莱坞资深编剧，施拉德专长刻画男性形象，他笔下的男人皆有同一套严谨而孤绝的心理画像。在最著名的《出租车司机》里，男主角特拉维斯在退伍后当起了夜班出租车司机，他在纽约目睹阴暗的一切，在他的内心慢慢累积，最终爆发了出来。《愤怒的公牛》男主角则在一次次的失意和胜利中，看透拳击这个黑幕重重的名利场，最后决然离开。他们身上带着古希腊英雄式的悲壮色彩。托勒和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有着极其相似的性格，敏感、善良，有点偏执、嫉恶如仇。他同样有服务军队的经历，儿子因为参军而意外死去，这在他的内心种下猜疑和悲观的种子。阿曼达-赛弗里德饰演的女主角玛丽的丈夫，是个极端环保主义者，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给他造成严重的抑郁和厌世感，他认为世界就要末日了，甚至因此拒绝生育，这严重影响了玛丽和她腹中的孩子。玛丽求助身为牧师的托勒为其开解。这为那颗种子提供了发芽的必要条件。因为深受加尔文教家庭背景的熏染，可以说施拉德并不善良。他从不善待自己笔下的人物，严苛得像个威严的家长，他的男主角们则像一群身背十字架的苦修之人。施拉德喜欢把情境设定在狭窄的空间之中，卫生间、书桌、拳击舞台……在方寸之间，在那种带着幽闭恐惧的压抑气氛里，展现人物波澜壮阔的情绪和心理。托勒的几个关键的情节都是身处在这样的空间里，在狭隘的房间交谈，在书桌上书写，在卫生间忍受疼痛……男人和房间连在一起，带着笼中困兽的喻意。施拉德并不擅长导演。尽管如此，他的亲自执导带给本片鲜明的作者性，把他的严苛放大了多倍。接近4：3的画幅，使空间显得更加压抑。而很多场景布景单调，甚至看不到任何亮色。环境光黑暗，巧妙利用轮廓光勾勒出人物沉重的情绪，使得很多表情变化富有层次。宗教符号被恰当运用，突出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对立，捆绑的炸弹身影背后是被虚化的十字架，这些细节都很耐人寻味。当然，得益于剧本突出而设置的话痨般的人物对白，加上微量的惊悚元素调和，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压迫感，而一切在欢愉的配乐中结束，这种压迫感又因为电影的突然中止而全部疏解。影片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污染图片、新闻的展现最让我印象深刻。施拉德并未进行任何抽象化的再创造，而是选择直给式铺排，再辅以配乐渲染，非常富有冲击力。作为知识分子，施拉德对人类未来颇为忧心。这个剧本的诞生，得益于保罗-施拉德和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的一次吃饭，后者刚刚凭借《修女艾达》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拍一部刻画人类精神主题的电影，一直是他的愿望。大概这也是片名由来的原因，片中也还有很多借鉴《修女艾达》的东西。在撰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施拉德脑海中浮现出伊桑-霍克的影子，霍克的气质与男主角托勒几乎完美贴合。他也因此成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呼声最高的演员之一。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保罗·施拉德的《第一归正会》紧接着布列松《乡村牧师日记》，首先，出现在银幕中的，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若隐若现，随后，在展现教堂的空镜头之后，牧师摊开日记，画外音随之开始叙述。

相似的叙事风格出现在《乡村牧师日记》中，布列松采用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作为结尾，在布列松的时代，绝望的牧师可以在最后一刻拥抱上帝，作为上帝·存在的明证，但直到《第一归正会》的后现代语境中，对于伊桑·霍克饰演的牧师Toller，在越来越病态的异色荒原中，以及一场发生在影片时间之外的战争创伤面前，那个十字架，只能若有若无，摇摇欲坠。

（一）超验风格与影像福音“超验”来自于宗教与哲学意义上的术语，证明着神圣他者的在场，其存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边界，“超验”无法认知，只能通过感知。施拉德不仅是电影导演，更具有编剧与影评人的多重身份，其通过《电影的超验风格》一书通过分析布列松、德莱叶、小津安二郎的影像风格，将“超验”引入电影领域。我们不能将好莱坞的《十诫》、《法老与众神》等宗教史诗剧称作“超验”，由于人尽皆知这里的奇迹诞生于某座摄影棚，或是CGI的人造魔法；“超验”来自于观看行为的内部，观看是对于表象事物的观看，一种纯粹的观看行为，或者在德勒兹的理论中被称为“纯视听影像”；无论是布列松的极简主义，还是小津安二郎用固定低机位镜头关心平凡之事物，他们都在观众抛弃认知、削减奇观，他们只是“此在”和“行为”，无法与观众或扮演者分享角色的心理世界（后者则通过去表演化来实现），更不用绞尽脑汁，去想象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因为这些结局都已经注定，或已有足够的暗示。但他们并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对表象的过度关注隶属于极致的形式感，并在时间流动之中否定所见之物——这条路通往对不可知神性存在的证明。施拉德总结了构成超验电影的方式：日常、疏离与静观，这些可以成为进入《第一归正会》精神性内核的三条入口。

正如同他的黑人上司所说：他应该“走出来”；类似地，他也必须面对着青年救助会成员的质疑：“基督教是为失败者设计的吗？”他既与这个社区或教堂的世俗意义保持着疏离，同时，对于所信仰的上帝，他同样是疏离的。静观以远景或中远景静观着这个限制在4：3画幅内的牧师的，并不是人，而是一个“非人”视角。

如同伯格曼《冬日之光》的Erickson牧师不得不面对着后二战的核恐慌，2010s的《第一归正会》所提及的“信仰”也无法回避对后现代问题的回应。Micheal是一个环保运动的激进分子，他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只需要看一眼商业片就可以明白，例如《复仇者联盟3》；这部影片绝对不若之前两部的纯粹娱乐性，或者它用娱乐性的超级英雄表象将某些严肃的内容引入大众视野。

是人类否定了信仰与人类自身的价值，信仰也被另外一种科学主义取代，这发生在医生告知牧师病情严重，不能饮酒，他也不能不接受各项医学检查。“你不能饮酒”不是戒律，而是来自于身体状况的各项指标，宣告这个世界致死疾病的前兆，同样来自于Micheal的各项数据。这些受难冲击着信仰与作为主体的“人”，解构着作为调和者惯用的折中主义观点——一种狭小的形而上视角。也随即促成了片名“Reform”的第二种含义——重组；这意味着信仰的回归与当下状态的解构。（三）上帝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作为经历过1960s的新好莱坞运动和虔诚的加尔文教家庭，施拉德将信仰还原为“激情”，这意味着强调其能动的生产性，而不是愚昧的，否定欲望的自我匮乏。

施拉德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是进退两难的男性，他们具有信仰者—殉道者身份，无论是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还是《出租车司机》的Travis象征性质地“开枪自杀”（稍后，他自我流放回藏污纳垢的庸常生活中），等待着他们的通常是一个携带某种信仰并自我毁灭的结局。而伊桑·霍克饰演的牧师Toller，则比起之前的角色，更接近“信仰”；在影片的结尾，当Toller准备与化工品总裁Ed Balq同归于尽时，却发现了Mary的到来。我们发现这时他处于一个矛盾的空间之内，即逼仄又广阔、空无。当环保主义悄然进入了信仰的范畴，完成Micheal激进的复仇行为却成为一种信仰的激情，如同上帝引诱亚伯拉罕献祭了以撒，这里，我们看到他很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唯一必须面对的焦虑是是否在上帝旨意的前提下，与Mary同归于尽。

选择与思考在悄然间进行，施拉德没有令牧师像希区柯克电影或莎士比亚《麦克白》一样“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当然，当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更为内向化的毁灭：饮用该公司生产的剧毒化工业品时，却没有放弃上帝的旨意，而是选取了一种不用中止伦理的方式去完成它。

就像最后被证明的那样，在另外一个远景镜头中，Mary站在门外，一个更加明亮的区域，而在下一幕的景深构图将这两个空间的明暗对比更加昭然若揭，这个明亮的区域，即是上帝的应许之地，终于在这时，“超验”完成，两人深情相拥。不必回避最后的抒情，神圣他者的存在已被明证。《第一归正会》将最后一笔献给了上帝，或许不是某个特定宗教教义上的上帝，即使，祂不像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存在。在这个环形旋转的镜头运动中，景别由远及近，再由近回远，这之后，一切戛然而止，没有光，也没有声音，像是回到了宗教刚刚开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