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我以为会不会跟《死亡诗社》一样的。原来不是。很不错的电影。跟《死亡诗社》相比,它更尊重传统,它强调的是教育中人的品格、责任感、荣誉感和原则性的塑造和成长;《死亡诗社》更偏向鼓励个人的独立思考、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以及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但两部片子都很好,实为一硬币的两面,在现实中,理想的教育应是两者结合起来。在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长河中,一朝一夕一时的得失、成败,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能诚实面对自己和保持自己做人的原则性。在我们的现实中,我们确会常常动摇,你会发现自己活得好艰难,因为别人并不都会如你一样:“Well, can I say,Mr. Hundert,who gives a shit? Honestly. Who out there gives a shit…aboutyour principles and yourvirtues?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保有一种信心。因为:“Youth ages, immaturity is outgrown,ignorance can be educated and drunkenness sobered,but stupid…Iasts forever.”我想,假如我是一名老师,我会希望自己能带给自己的学生一些东西:他们能学会独立思考,面对纷纭、驳杂、多变的现实时,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当然亦需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但我希望他们还是能相对保存自己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原则性。我们现在教育的失败是,我们总是、只是一味地教育我们的学生要适应现实,不管好坏;于是就培养出了我们的学生普遍地没有一种原则性,以及一种原则性的勇气;当他们离开学校,面对纷纭、驳杂、多变但同时又残酷、僵硬无比的社会时,他们就更难产生一种原则性的勇气了;他们只会更加地痛感自己的渺小,普遍地只会变得随波逐流;而不知学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真是恶性循环。我们的教育,或者说我们的老师,少有能告诉我们现实的真相的同时,而又展示,或至少是告示,其实我们还是可有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的,而不是一味地向现实妥协,毫无原则地妥协,直至推到无路可退。摩罗在《自由的歌谣》“一个高贵的生命——记我的同班同学和启蒙老师吴洪森先生”里说:“记得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63年,才刚刚15岁,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45年,已经33岁,其间悬殊竟有一倍多。那时候走上讲台给我们讲课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可怕的文革中荒废学业整整十年、从而也可以说是荒废了整整一生的人。他们不但早就给命运抛到了人的尊严之外,也给抛到了专业知识之外。而且,他们满身满心都是那个荒唐时代所加给他们的枷锁。他们纵他愿意,也没法走到枷锁之外来给我们传道授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成为了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以文学的熏陶和精神的启迪的,恰是知青那一代人。而在那些大龄同学中,在那整个灰暗、荒芜的环境中,最最光彩照人、熠熠闪光的人物,当然就是吴洪森。由于他的出现,由于二十年来他对我的生活的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当我为自己没有上过一个好一点的大学而痛感遗憾时,我总是发自内心地这样想:不用太遗憾,至少我在这里遇到了吴洪森,这决不是任何一个环境都能随便遇上的人物。在一个了不起的人和一个了不起的大学之间,我至少拥有了一样,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样的幸运。”所以,其实一位学生若不能遇到一个好学校,能遇到一位好老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在这两者之中,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后者可能更重要。而我们的现实无疑就是,我们的好学校很少,好老师,亦很少。我想或许每一个老师都应该记住影片结尾时Hundert 老师的这一句话:“I had come here in the hope that I had been wrong about Sedgewick Bell.Or rather,that I had been right--right to believe in him all those years ago.But this is a story without surprises.As a student of history,I could be shocked…neither by his audacity,nor his success.I had failed Sedgewick.But the worth of a life is not determined…by a single failure,or a solitary success.My other students taught me that.However much we stumble,it is a teacher's burden always to hope…that with learning, a boy's character might be changed.And, so,the destiny of a man.”而这亦就是一个老师的信心,或者说,教育的信心;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教育,还需要老师:因为无论如何,总还会有学生去愿意领受,并愿意接受改变。(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