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生命

这部以纯粹的黑色（noir）风格拍摄的电影是弗兰肯海默cult名作《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的为人忽略的姐妹篇。在此，我们没有篇幅来讨论影片的诸多突出特点，如它的开头是索尔•巴斯（Saul Bass）制作的最好的片头之一（可以和巴斯为希区柯克伟大的三部曲《眩晕》[Vertigo]、《西北偏北》[North-by-Northwest]和《精神病人》[Psycho]制作的片头相提并论），由破碎的镜子里一张人脸的扭曲的、失真的碎片构成。电影讲述了一个生活失去了目标的中年男子，亚瑟•汉密尔顿的故事：他对自己的银行家工作感到厌烦，而他与妻子之间的爱情也失去了活力。在接到一个他认为死了几年的朋友埃文斯的电话后，汉密尔顿得知，有一个名叫“公司”的秘密组织可以为富人提供第二次生命的机会。签订了合约后，公司为汉密尔顿伪造了一起事故，用一具尸体假冒了他的死亡。经过大量的整容手术和心理分析，汉密尔顿变成了托尼•威尔森（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饰），搬进了马里布梦幻般的新家，他获得了一个确定的画家身份，有一些新的朋友和一个忠心耿耿的男仆。（其新生活的细节表明，曾经的确有一个托尼•威尔森，但他发生了什么却是一个谜。）他很快和诺拉，一个他在沙滩上遇到的年轻女人建立起了关系。他们参加了附近的一个酒节，这个酒节随后发展成了完全酗酒的性狂欢，他勉强放松下来参加了。他快乐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他便对自己新身份带来的情感困惑，以及恢复了年轻的旺盛精力所烦恼。在一次招待邻居的晚会上，他灌醉了自己，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述他以前作为汉密尔顿的生活。 结果，他的邻居也像他一样是“重生者”，被派来监视他对新生活的适应情况。诺拉其实是公司的一个侦探，她对威尔森的注意是设定好的，以确保他会合作。从马里布的新家逃跑后，威尔森以新的身份去拜访前妻，得知他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他过于追求事业和物质财富这些别人让他相信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沮丧之余，他返回公司，要求他们给他提供另一个身份；公司同意了，条件是他能介绍一些可能想要“重生”的老熟人。在等待手术期间，威尔森遇到了埃文斯，后者无法接受“重生”后的新身份。在影片不祥的末尾，医生把威尔森拖进了手术室，当他被困在椅子上时，他才知道真相：那些像他一样不能适应新身份的人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身份，而是变成了制造新客户假死的尸体。 《脱胎换骨》回响着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哲学-意识形态话题：把主体化约为一块白板，掏空它的所有实质内容，以及它的重生，从零点开始的重新创造。重生的主题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清晰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扭曲：通过把自己变成威尔森，汉密尔顿实现了他一直梦想的生活；但当他意识到，这些僭越的梦想是他试图逃避的同一个压抑的现实之一部分时，事情就可怕地变得糟糕了。换言之，汉密尔顿-威尔森为自己对过去的不彻底否定付出了苦涩的代价：他的革命无法变革自身的前提。黑格尔预感到了这样的必然性，他写道：“要改变一个腐败的道德体制及其构造和合法性，却不改变宗教，这是现代的愚蠢之举，是一场没有变革的革命。”[4]在一场根本的革命中，人民不仅仅“实现他们旧有的（解放）梦想”；他们同样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这不就是死亡驱力和升华之间关系的公式吗？这里蕴含着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很好地领会了这点：就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在同一时代的循环公式中，自由（摆脱了意识形态强制，摆脱了梦想的主导模式的自由）是解放的条件，换言之，如果我们改变现实只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而没有改变这些梦想本身，那么，我们迟早会退回到先前的现实。这里运作着一种黑格尔式的“前提的定位”：解放的艰难工作回溯性地构成了它自身的前提。 在《脱胎换骨》中，威尔森为“没有变革的革命”付出了代价：当他拒绝往日深陷于无爱之婚姻当中的银行家生活时，他认为他已经从压抑的社会现实中逃出来了，而在这个压抑的社会现实中，他人（或不如说意识形态的“大他者”）定义了他的梦想，告诉他该欲望什么。在重生之后，他发现，其存在的这个幻想内核——关于一种真实生活的、被幽闭地压抑着的最内在梦想——依旧是由现存的秩序所决定的。这种“内在僭越”（inherent trangression）的诡计在酒节性狂欢中再清楚不过了，这个闪耀着嬉皮士生活方式的场景（电影是1966年拍摄的）在首映时被删减了，因为完全的正面裸体在当时还不被允许。它散发出痛苦的、压抑的惰性，清楚地反驳了一种自发的生活乐趣（joie de vivre）将解放性地爆发出来的观念。 影片的结尾，威尔森沦为替身被牺牲掉了，这样，其他的主体才能够重生；这再一次说明了黑格尔-基督教的教训：我重生的代价是另一个人肉体的毁灭，例如，基督。 来自齐泽克《活在末世》中有关好莱坞意识形态退化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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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泽克的《变态者的意识形态指南》过来，他用本片文本说明“梦想成为消费主义的理想化”。全片是指认消费主义的寓言。一开始，主角被容貌不清、身份未明的神秘人跟上，只留了一个地址给他。坐立不安受到诱惑，又在“朋友都说好”的劝导下，采取了行动，到这个可以获得第二次新生的机构。主角穿越过屠宰场，隐喻猪、牛，任自己的欲望宰割，任消费主义摆布。又被运送肉品的车转移到机构，车身明显写着，“我们擅长包装肉类”。像消费主义语境下催生层出不穷的焦虑，又刺激人们为焦虑埋单，“对抗”焦虑。主角先是享受到新身份——艺术家带来的“酒神狂欢式”生活。纵欲、狂欢，让习惯“日神”生活模式的他很不安，焦急逃离。模糊感受到身份认同的焦虑：曾经主角是银行家、总裁，正是安身立命、被社会认同的基础，如果“我”被假死，不再拥有这些身份，那——我是谁？消费主义的吊诡之处还跟哲学命题挂上了钩。导致主角回到原来的家庭去寻找认同（从社会退而求其次转到家庭）。结果在妻子身上，他是陌生人，大家相敬如宾的冷战，女儿远嫁，他可能有外孙了……他建筑了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为家庭或说社会提供了稳定的家庭收入、按部就班延续下一代，女儿又将有下一代。但对于身边的人一无所知。陷于身份的焦虑，让主角，即我们，被包装过的、理想化虚饰谓之“梦想”的消费主义裹挟，陷入一个又一个焦虑，进入一个又一个被规劝的角色。但实际上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真实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有过属于自己的梦想吗？向内探索才能将自己从意识形态加诸身上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片末，正是深陷消费主义陷阱的自己杀死自己，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新生。华人黄宗霑摄影太有特点，获当年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

7.8分的豆瓣评分，奥斯卡黑白片最佳摄影提名，戛纳金棕榈提名——这些标签都不足以形容《第二生命》给我的冲击。看完这片子我第一反应是：1966年的电影，怎么比现在大多数科幻片还大胆？罗克·赫德森演的阿瑟·汉密尔顿，一个标准的中年银行家，秃顶、畏缩、生活一潭死水。秘密组织给他画了个饼：整容、假死、重获新生。他赌了，结果呢？换了个新皮囊，却还是被困在别人设计好的角色里。导演弗兰克海默故意把画面感拍得扭曲压抑，黄宗霑的黑白摄影让每一帧都透着诡异——阳光明媚的加州别墅，在镜头里却像监狱。最狠的是结尾：汉密尔顿受不了新生活的空虚，要求组织再换一次身份。组织答应了，却把他关进地下密室，告诉他‘你已经没有记忆和身份了’，然后门缓缓关上。那个镜头绝望到让人窒息。这片子当年票房惨败，现在看来太超前了——它不是在讲科幻，是在讲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你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能重新做人？组织告诉你：你连选择权都没有。赫德森的表演绝对被低估了，他完全抛弃了偶像包袱，演出了那种骨子里的懦弱和茫然。影片节奏偏慢，但压抑感恰好需要这种呼吸节奏。不想剧透太多，但建议每个觉得自己活腻了的人都看看——看完你会更珍惜自己那点平庸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