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俱乐部

· 编者按 ·6月16日，魏书钧导演的新片《阳光俱乐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世界首映。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黄晓明、祖峰、杨采钰、贾樟柯、廖凡......金马影后陆小芬的加入，更是让不少影迷拉满了期待值。而导演魏书钧此前的履历也相当亮眼，从《延边少年》拿下戛纳短片主竞赛单元特别荣誉奖的一鸣惊人，到《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里充满自嘲的诙谐表达与迷影情怀，再到《河边的错误》纳入文学改编与悬疑叙事的类型尝试，我们知道，魏书钧从来没有停止探索自身的可能性。

《阳光俱乐部》讲述智力认知水平低于常人的吴优在单身母亲沈丽萍的照顾下自然生长。他加入了一个名叫“阳光俱乐部”的成功学组织，却突然得知母亲身患重病的噩耗。吴优坚信“阳光”能治愈人身上的一切疾病，由此展开他的奇迹救母之旅。轻度智力障碍群体、独身老年人的爱情、抗癌治疗......单看故事本身，笔者会先入为主地将这部影片打上广义的“现实题材”标签。事实上，魏书钧也确实赞同影片的现实主义表达内核。而更让笔者惊喜的是，本片在形式上的表达又是如此抽离而浪漫，以至于导演打破了内容与形式在当下院线创作里几近僵化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了一种十分超然的自由度与创造力。毋庸置疑的是，《阳光俱乐部》是将作者风格与大众议题努力结合的一次宝贵尝试，它让人再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观众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电影”。

采写：摇椅、合鸟深焦：这个项目最初是怎样运转起来？魏书钧：制片人王才涛找到我，本来想改编一本日本小说，讲三个女人拯救一个男人的故事。我第一次看小说的时候很感动，但在改编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很多日本发生的生活情节，我觉得在中国没有在地性，它想要可信的话，好多细节没法用。于是我跟才涛讲，我可能要重新写一个东西。才涛跟我说，能不能把“母慈子孝”的故事，也就是儿子给母亲看病这个情节保留，所以就围绕这个写了一个新故事。深焦：那当您重新出发、开始创作，故事的灵感来自于哪里？魏书钧：其实是别人给我讲的一个事儿：一个在农村的40岁左右的男性，他加入了一个成功学组织，特别自信自己可以赢得未来。然后他花了很多钱，甚至花父母的钱买西服。我是从这个点开始想到这个故事大概的设定。

深焦：这个故事是怎么和“母慈子孝”联系起来的？魏书钧：我觉得“母慈子孝”对我来说是一个设定，从设定或者从一个概念出发去创作，我不太掌握那个方法。但我觉得从一个具体的人物，让我去联想这个人物跟他的设定关系，我就有故事的讲述欲了。比如“母慈子孝”，我第一反应是那个公益广告里“给妈妈洗脚”的小故事，它是一个tag，或者说一个刻板印象。但从概念出发去创作，我觉得对我来说挺困难的。我必须有一个人物，一个鲜活一点的人物，促使我去想到他跟他身边人的关系，我才能开始这个创作。深焦：电影里“阳光俱乐部”的设定很有意思，也贡献了很多笑点，您是怎样构思它的组织运营模式、包括贾樟柯所饰演的老板（蔡博士）这个角色的？魏书钧：我不觉得蔡博士是个骗子，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自身的奋斗，在创业路上被一些唯心的东西影响了、鼓舞了，他是真心想利用阳光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分享这些东西，同时也是把中间赚到的资金投入到他的下一个创业项目里。我觉得他是一个饱含理想主义的创业家。他说他想去种树，他是认真的。

深焦：这些在现实中有参照吗？魏书钧：没有。我们先是想到了“阳光俱乐部”这个设定，然后去想贾樟柯饰演的这个人物，他可能会去做什么事儿。比如他可能是一个农学的博士，原来创业做过糖厂，也是和农业生产有关，在失败以后自学英语，再创业。在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本身是一个价值，我把这个价值分享出去，同时又可以为这个项目筹得资金。很多成功学的故事会导向一个更歇斯底里、更疯狂的，泛宗教化的那种范式里面，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深焦：贾樟柯有没有参与这个角色的创作？魏书钧：贾导他首先是位导演，他对这个角色的定位，包括他的表演，他必须是融会贯通的。他没法说出一个他不相信的台词，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他自己基于人物理解的输出。我们因为台词比较多，所以他刚到剧组的时候会经常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对台词。他说一句，别人说一句。深焦：戏里很多都是贾樟柯自己的即兴发挥吗？魏书钧：对。比如他跟廖凡老师的这场戏，有很多他即兴的东西。但他整体还是在这个框架里的。

深焦：我觉得还蛮幽默的，也很贴合他自己的人设，感觉就像他平时接受采访一样。魏书钧：我助理第一次接到他的时候，在酒店的电梯厅等电梯。因为剧本里的蔡博士不是经常说金句嘛，他当时也就模仿那样的口吻，说他自己的原创金句。小虎，你看，人生就像电梯，想要上去就得先下来，哈哈哈。深焦：片中出现了很多影视圈的名面孔，带来一些类似打破“第四堵墙”的时刻。您当时是怎么去设计这些桥段的？魏书钧：比如说贾樟柯谈自己讲话有山西口音，那显然是他对现实中自己的一个调侃。那个台词如我所讲，是贾导现场临时发挥的。但我觉得他其实也在人物里面。贾导的这个角色，我们设定就是他是一个一直很努力讲英文，但最后没有讲太好的人。所以有大量英文台词，包括歌里的台词里面都有很多英文。而贾导自己学讲英文的过程中，也一直觉得自己讲的不够好，不够标准。私下里我们聊过这个问题，但没想到那场戏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我觉得也挺好。他让这个人物从逻辑上来讲更自洽了。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是贾导自己的现实身份与他这个角色之间的关联，那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对这些人都太熟悉了，所以不能剥离现实身份。但我觉得对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不太熟悉这些人是谁，那我觉得就当个角色来看就好。

深焦：关于黄晓明饰演的主角“吴优”，一方面，他是有智力障碍，另一方面，他也有很强的行动能力、思考能力，您是怎么把握他与常人之间的分别的？魏书钧：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他在某些逻辑里的表现不如正常人，比如算数他可能不如正常人。但正常的交流对话这些的理解和行动力，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有一些叫轻度智力障碍的人群，他们其实日常也是看不出来的。深焦：所以他的不同更主要表现在客观知识层面，在生活常识上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分别。魏书钧：首先常识他是理解的，但是常识背后，也就是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他不一定理解。比如世俗角度里面讲一个场合里面的眉眼高低，一个是表面的，但实际上隐藏在这个表层之下的本质问题，可能就没有被他意识到。就比如说他加入成功学俱乐部，也没有学到成为社会精英的方法，只是因为那里带给了他更多的快乐。

深焦：您会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其实更珍贵吗？魏书钧：对，我会觉得这样的人会更珍贵，因为我感觉人在社会中就是一个不断驯化的过程。我们从母体分娩之后，越来越多的规矩、道理和规律被我们理解，然后我们去践行它，但反倒是最简单的，或者是最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者一个以简喻繁的能力，随着驯化的过程就消失了，可能它只保有一部分在这个天真的人身上。像是吴优的哥哥，吴迪，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优绩精英。面对母亲的病，如果我们把它看做一道难题，吴优是直接审错了题，而吴迪是审对了题目，但依旧解不出对的答案，所以他更加痛苦。我就想到网传的约翰·列侬的一段话：“五岁时，妈妈告诉我，人生的关键在于快乐。上学后，人们问我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写下快乐。他们告诉我，我理解错了题目，我告诉他们，他们理解错了人生。”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在努力成长为吴迪这样的人，但长大后很难不去羡慕吴优。人在承受过命运之重后，就会想，不聪明，到底算是人生的诅咒还是一种幸运。很吊诡的是，人生是没有解药的，但乐观和爱，就像蔡博士说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深焦：从人物成长上看，其实吴优这个角色好像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包括故事中的母亲与儿子的关系，似乎家人之间一直是彼此爱护、包容的状态，您是怎么看待这段所谓“母慈子孝”的亲情的？魏书钧：有的故事，我们是看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分分合合。这主要看一个故事的整体气场。但有的故事推动，它并不依靠于人物或者人物关系的变化，而主要存在于人物情感浓度的稀疏变化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驱动力。故事表面有个事件的驱动力，然后内在可能有一个情感精神的驱动力。不一定完全体现在人物关系上。这个电影既不是强情节，也没有高概念，有点像吴优这个人物，在那笨拙地做着一点别人不理解的事，你一开始觉得他有点好笑，但后来又感觉他好像触碰到了一点我们人生里难以名状的东西。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这个优绩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是非常珍贵的一类人。而关于母子亲情，我想到的是苏东坡曾经作过的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深焦：黄晓明为了“吴优”这个角色增重不少，体型上有很明显的改变，这对于人物塑造有什么帮助？魏书钧：我觉得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演员体态的改变首要重点并不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象我们可以通过人造或者后期特效相对来完成。比如，《鲸》那部电影里的胖子，就是需要特效化妆去完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演员通过体态，让他从身体上去感知他要去靠近的一个人物。或者也可以说，是去明星化、去演员化，让你回到一个素人状态。镜头里所谓的美就是首先要放下包袱，让演员进入到一个更普通更日常的人的身体里。有点像演员演角色，把自己借给这个角色一段时间。在借的过程里他完全投入了，完全忘记黄晓明自己，更多是考虑吴忧了。演员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不是光体现在大家看到瘦了还是胖了，其实有远比这个更艰辛的事情，这是在职业属性里面的。深焦：片中晓雪的角色（杨采钰 饰）也很有趣，她算是故事里面为数不多在生活方式上比较主流的年轻人，这是不是在为电影补充一个主流视角，比如，展现吴优这样的边缘化人群与主流社会的互动？魏书钧：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吸引。晓雪这个角色应该是逃离某段情感、某段生活记忆而搬到这个地方，原本她跟吴优是不应该有什么交集的。而我觉得正是吴优的这种天真，吸引了小雪的兴趣，让她愿意去了解这个跟她本来没有关系的一个人。

深焦：吴优也会被晓雪的那种生活所吸引吗？魏书钧：我觉得他可能被晓雪本人吸引多一点（笑），他当然也有这种情感。但是晓雪也会帮吴优去找到他母亲的恋人，帮他去找电视台，这些可能靠吴优自己的能力很难完成。因为是一个很现实、很大人的世界，只能依靠晓雪这条线才能够去完成。深焦：在电影开头和结尾，您都用了那首英文歌《Don’t Worry,Be Happy》，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您是怎么选中它的？魏书钧：那首歌，如果你单听它，可能只会听到那个歌曲所传达出来的第一层意思；而如果你在一个复杂或者沉重的主题下再去听那个歌，我觉得它能带来新的能量。有一种在故事中人无法理解或难以深陷其中，却不得不面对的复杂感。这首歌在这样的情境下，就不是简简单单地告诉一个人要乐观那么简单。

深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表达选择。但从影片的形式风格看，您的影片又和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有着极大的不同，您的影像风格和视听设计相当风格化和浪化，您会怎么看待这种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异？魏书钧：我觉得很多所谓的现实主义，它通常也有一个标签，就是他看起来像现实主义的样子。我也看到过一些作品，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像现实主义。包括它的一个运镜色调，它整体剪辑的节奏、人物的装扮，但它里面的内核却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它有很多捏造的，不真实的，粉饰的东西。最后指向的还是媚俗。我很不认同。我希望，我们在内容主旨上去严肃创作，但我们在形式感上去做出一点剥离。我想去尝试，看这样会不让观众一下就进入到那个（伪现实主义）范式里面？我想告诉观众，那些在形式上看起来很现实主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我想反过来，用抽离的形式去做一个内容上真正贴近现实的作品。深焦：您在拍摄前会不会对电影的结局预设一个答案？还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才慢慢找到这个故事最应该的走向？魏书钧：故事的大概方向是知道的，但可能里面更多微妙的东西，或者是更隐藏的东西，需要在拍的过程中才敏感，才发现。我觉得是发现，倒不一定是灵光乍现。我觉得拍电影，它是类似于种树的一件事，你这树几时开花几时结果，其实你不确定。但是你大概知道它是一棵樱桃树，不会长出苹果来。然后随着你的栽培，阳光雨露，当然也伴随着你的引导，或者你觉得缺什么要补什么，最后结出来的果实也不一定跟你预期的那个品种完全一样。

深焦：这部影片里甚至还存在一些超现实主义的场景，比如梦中的那片沙漠。这个场景的设计有什么深意吗？魏书钧：我觉得那场戏是我对死亡的一种浪漫想象，也是不希望再让故事中的人再受苦，不想让她在最后变得稀碎。深焦：丽萍和林立之间的爱情也是相当浪漫化的，您会怎么看待这种老年人之间的情感，在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疾病的状态下？魏书钧：我觉得爱情某种程度来说，是人的幻觉，是激励你想要改变、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的东西。他妈妈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可能生活中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位，但由于一些原因就没能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但30年过去之后，这个人的再出现像是一种缘分，那时候他们之间已不是年轻人的爱恋，可能更像亲人的陪伴。那时你意识到，你的一个亲人回来了。深焦：在电影调度方面，您在片中大量使用了中远距离镜头，而很少有人物的特写，为什么会这样设计？魏书钧：从我的观感上，我感觉这个故事应该这样看，这样拍对我来说比较舒服。我没有刻意去避免拍近景。但这个不是我近景最少的电影，《野马分鬃》就更少了。

深焦：是怎么选定杭州作为拍摄地的？魏书钧：因为我觉得阳光俱乐部应该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当时想找一个12月、1月的时候还充满绿色，并且还有城市人文景观的地方。所以就选了杭州。深焦：在剧本创作上，这次您是和翟义祥进行合作，作为一个非常作者型的导演，您和不同编剧合作，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魏书钧：我觉得在与不同编剧合作的过程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长处短处，我觉得会越来越清晰。比如说，你总跟一个编剧合作，其实在整个过程和不同项目之间，你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合作，长短板互补了，或者是有共同倾向的时候，很可能会忽视掉一个你们都没想到过的角落和方向。而这个方向可能是一个短板，或者是一个有待提高的地方。

深焦：对于下一部作品，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魏书钧：有正在筹备的，有在后期的，另外现在正在写一个剧本。深焦：能透露是什么类型吗？魏书钧：有一个青春题材相关的，有关音乐，有关电影的。

这部电影是一部计算精密的冲奖作品。 它试图用技巧掩盖真诚，用套路替代关怀。 作者性的迷失：当魏书钧遇见韩延魏书钧此前作品的成功，在于他将类型外壳与作者表达进行了有机融合。然而，在《阳光俱乐部》这个本应属于韩延创作范畴（绝症、残障）的赛道上，魏书钧标志性的超现实段落与碎片化的段子桥段，造成了叙事的严重割裂。影片在试图让你落泪的瞬间，突然插入一个玩笑，这种间离效果并未带来思考的升华，只留下情感的淤塞。「成功学」式的慰藉：虚假的阳光与无出路的现实影片最为致命的缺陷，在于其精神内核的虚无。它试图探讨在残酷现实中如何保持「阳光」，但其提供的解决方案，恰恰与片中贾樟柯客串的蔡博士所兜售的「成功学毒鸡汤」形成了讽刺性的同构——它们都是一种自我麻痹的工具。电影并未真正深入人物的苦难与挣扎，也未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慰藉或出路。它所展示的「阳光」，是一种悬浮的、口号式的乐观，缺乏现实的根基与人性的温度。表演的不和谐：功利、错位在表演层面，影片同样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拼贴感。黄晓明的表演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映后他谈及接到剧本时的“惊喜”与为角色增重、体验生活的努力，其指向性不言而喻——这更像是一次针对奖项的精准冲刺。陆小芬无疑是优秀的演员，但在内地具体的现实语境中，其表演风格与口音显得格格不入，仿佛来自另一部电影。更令人遗憾的是李杨，他的表演与其他演员之间毫无化学反应。全片唯一自然且有效的表演片段，来自于贾樟柯小品式的客串。

没有得到什么治愈力量。没感觉到美好。苦难好像是持续的，苹果也没有带来什么健康的扭转。 感觉导演还是适合剧情反转题材的片子，拍家庭好像不够温情。 传销性质持续但又不点明。 医生为什么要室内抽烟？ 大鱼缸和那么大的鱼为啥点到为止？ 雪这个人到底是来干嘛的，为了让林先生被找到合理化的工具人吗，很无聊的人物。 充满了对电视台记者的偏见。多数人物非常扁平。也充满了对什么人应当是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没有特别好笑的笑点。没有特别好哭的泪点。 晓明哥演技很好。 不够细腻。 写死亡这条必经之路也写得不好。 很无聊。很无趣。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