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

1952年拍摄的《正午》被看作是最著名的反西部片，评论界常津津乐道于加里·库柏在片尾摘下警徽扔到地上然后带着格蕾斯·凯利扬尘而去的情景。这确实与传统福特式西部片有所不同，但这一不同并非只是情节上的不同，正午对传统西部片的叛逆是来自于宗教背景设置上的不同。从片头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主人公的婚礼不是在教堂举行的，但却有牧师证婚，片中当加里·库柏到教堂去征集志愿安保人员时，教堂里的牧师责问过几乎不来教堂的他，他的解释是自己娶了个贵格会的妻子。贵格会是什么呢？贵格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此人四处布道，常因此被关进监狱，审判时质问法官是否“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于是得名「贵格」(Quaker)。贵格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一切平等，不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因为有了这个取消繁文缛节主张一切从简的贵格会，库柏和凯利的婚礼就没有在教堂举行，库柏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警长凯恩，虽然没有介绍，但根据他的行为可以判断这个人物其实也是按照贵格会教徒的模式来设定的，但又并非纯粹的贵格会教徒，因为他使用枪来解决问题。凯利演的艾米虽是纯粹的贵格会教徒，极力反对凯恩留下来干掉那四个歹徒，却又在片尾为了自己的男人用枪解决掉了一个坏蛋。由于长期受其他教派迫害，贵格会发展到今天在美国也只有六十万人，一般只集中在东海岸的宾夕法尼亚、罗德岛等地，宾夕法尼亚州的缔造者就是著名的贵格会教徒宾威廉。正午的发生地是在新墨西哥，二者相隔真可谓十万八千里，贵格会教徒在荒凉的新墨西哥简直就是凤毛麟角，编剧如此编排，显然并非为了声张贵格会的教义，而是故意将这一宗教背景搞的十分荒诞。于是，一个贵格会信徒和一个疑似贵格会信徒罕见的出现在了新墨西哥，结果又都违背了贵格会反对暴力的教义，编剧煞费苦心的设置，无非就是想打破传统西部片的宗教精神。在以约翰福特为代表的糅合了天主教爱国主义和清教徒思想的传统西部片里，战斗的意义多来自于一种排他性，传统西部强调一种异者与自者的冲突，比如是在清教徒看来，印第安人是魔鬼的伙伴，于是才会在传统西部片里常见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这在正午里是见不到的，贵格会将印第安人也列为可以拥有共同信仰的同路人，于是在酒吧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人悠闲的站在那里。而小镇上的白种男人不仅怯懦，且许多心怀叵测简直与歹徒为一丘之貉，头号恶人米勒走下火车时竟是西装笔挺，绝没有一丝一毫凶相。这种他者与自者的模糊，导致了警长凯恩觉得自己为镇上居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可他们却不值得当作是自己人，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躲在家里不敢见他，这才使得他扔警徽。因此我们说，正午是一个建立在矛盾和悖论之上的西部片，它的意义就在于质疑并打碎传统西部片的哲学和逻辑模式。乔治·斯蒂文斯的所谓反西部片，并没用一种怀疑的精神去对抗，而是将目光对准了西部神话的消亡。弗莱德·金尼曼的《正午》则以荒诞的情节设置将一个不起眼的教派的教义作为立足点，继而又毁掉这个立足点，让所有的宗教色彩都暗淡无光，以此来展示其对传统的蔑视，似又体现了贵格会不尊重一切的精神。这种蔑视，是所有西部片所不具有的，这也是弗莱德·金尼曼的风格，他从福特那里学会了西部片的技法，但没有学福特的模式，而用福特教的技法拍电影去质疑和挑战福特。福特没有接受他的挑战，接受他的挑战的是霍华德·霍克斯和约翰·韦恩，他们拍摄了《赤胆屠龙》Rio Bravo，类似的背景不同的情节。Rio Bravo的枪战精彩绝伦，却不如《正午》内在力量的强大，《正午》以贵格会的教义为出发点，以刻画人性上的矛盾冲突为重点，体现了作者相对于长于技法长于暴力的安东尼·曼、山姆·帕金法或者霍华德·霍克斯等西部片老手的高明之处。因此反倒是这样一部反西部的西部片在众多西部片里名列前茅，这当然也与金尼曼的独立制片方式有关吧。西部片长期不受人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多渲染爱恨情仇的俗套，强调眼花缭乱的打斗，却不重视人性等上层建筑的升华，福特做到了，金尼曼也做到了，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

经典西部片的环境和影象都是高度图解式的。广袤的荒原、纪念碑式高耸的山岩、荒凉的小镇、沉寂的街道、简陋的酒馆，甚至服装和道具都具有特定的符码意义。《正午》中的环境和其它经典西部片并无二致。不过在导演弗莱德。齐纳曼细致的处理下，空旷的原野，整洁而富有活力的小镇，教堂、铁路，法院、警察局作为蛮荒、文明、法律秩序，以及连接蛮荒与文明的媒介的象征符号，从视觉上有力地形成了一种两元对立。这种视觉上的对立关系恰是影片所折射的社会矛盾。也就是说，《正午》的环境和影象不仅是类型化的背景，而且有效地参与了叙事。      《正午》表现的是一个法律秩序已经建立的小镇，当正义和法制面临强横有力的邪恶的威胁时，正义和法律能否得以生存。它所关涉的是4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具体地说，《正午》是对美国40年代末出现的麦卡锡主义的隐喻，表达了编导的批判和揭露。1947年，好莱坞爆发了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反共的非美活动调查丑剧和随之而来的黑名单活动。好莱坞各大公司为自保，纷纷响应。在前后两次的传讯中，大批艺术家被列入黑名单，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被迫远离美国。卓别林就是在这场政治恐怖中的牺牲品，1952年，为了避难，他永远地离开了美国。而且，随着1951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气氛的日趋严重，许多过去的自由主义者都放弃了斗争，有的甚至成为告密者，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       这场历时10年的政治运动几乎彻底扫荡了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好莱坞有所增强的社会进步和民主倾向，迫使好莱坞最优秀的艺术家全部停止了工作。《正午》在美国社会政治的黑暗时期塑造了威尔。凯恩这样一个正义凛然的悲剧英雄。这个悲剧英雄在遭遇小镇集体背叛的情境下，凭借着正义、道德和勇气，最终战胜了邪恶。本片的编剧卡尔福尔曼正是名列黑名单上的艺术家，因此，本片的寓意不言而明。